奏。演唱上，大量採用輕聲，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樂是資本主義社會走下坡路時代的音樂現象，不能把我們的音樂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樂發展到搖滾樂，實際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不治之症。

此類庸俗歌曲……對我國某些青年男女，實是*引誘之聲，精神麻痺之劑。

“他精工表憑什麼歡迎我到北京？”

1982年2月21日，中國廣告學會成立。不久，學會開了一次研討會，會上有專家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廣告與資本主義廣告的區別。”當時的觀點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告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都是欺騙消費者的虛假廣告，而我們社會主義廣告，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1980年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廣告管理工作曾規定，報紙廣告不得超過1/8版面，電視廣告不得超過每晚10分鐘。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塊標牌廣告，有精美的產品圖片，還有標語：歡迎您到北京來。一位歸國華僑給全國人大寫信，質問：“我還在中國的土地上嗎？他精工表憑什麼歡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貨大樓臨街櫥窗展示松下的電器產品，佈置得很現代。不少人就給工商局寫信打電話：“這是宣傳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外國產品為什麼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有關方面只得把展示櫥窗從正面挪到側面。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新聞發言人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發言人錢其琛就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兩天前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在北京舉行了外交部歷史上首次發言人新聞釋出會。

由於沒有專門的場地，會議就設在外交部主樓的門廳處。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記者連座位都沒有，只能站在錢其琛的周圍。

當時擔任翻譯的，是後來的外長李肇星。

錢其琛的發言，只有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錢其琛剛唸完宣告，在他身邊的一位蘇聯記者就豎起大拇指，說了句“很好”。

沒有提問，釋出會就結束了。

在這次略顯倉促的亮相一年之後，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向中外記者宣佈：外交部從即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

2006年10月的一次外交部開放日上，發言人劉建超向來訪的大學生訴苦：有人給發言人寄來一封信，裡面放了兩片鈣片。

“我國許多事情，往往外國人先知道，中國人反而是看外電才得知自己國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滿意地稱這種現象為‘出口轉內銷’，廣大讀者對中國記者不報道這類事情是有意見的，甚至有些讀者不滿意地稱自己是‘二等公民’，這種現象應當改變。”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華社記者李尚志在人民大會堂採訪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

表決透過新憲法時，現場的電子螢幕上打出了“棄權票3張”的字樣。憑著多年的政治採訪經驗和新聞敏感，李尚志意識到這就是“猛料”，他把3張棄權票的內容寫進了報道中。

“把3張棄權票也寫進報道，這恐怕不合適。”一位大會副秘書長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後對他說。當著大會秘書長*的面，李尚志據理力爭，說了五點理由：

第一，當電子螢幕上打出表決結果時，外國記者們都看到了，明天外國媒體都會報道中國人大表決新憲法有三票棄權，中國的記者，為什麼自己國家的事情反而不能報道呢？

第二，我國許多事情，往往外國人先知道，中國人反而是看外電才得知自己國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滿意地稱這種現象為“出口轉內銷”，廣大讀者對中國記者不報道這類事情是有意見的，甚至有些讀者不滿意地稱自己是“二等公民”，這種現象應當改變。

第三，有三張票棄權，是事實。報道的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

第四，分組討論會上，有代表特別強調，就是棄權了，也不表示他們不同意整個憲法草案。

第五，這3張棄權票還佔不到總有效票的千分之一，報道出去，既表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打破了過去在極左路線盛行年代什麼事都是“一致透過”的不正常氣氛，政治*生活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又表明了我們在*基礎上的集中。將這三張棄權票報道出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