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　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　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　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　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　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　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　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　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　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　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　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　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　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　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　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　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　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　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　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　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　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　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　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　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　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　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　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　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　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　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　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