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　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　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　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裡，把房間　裡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　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　為“法師”。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　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　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　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　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餘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　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　明：餘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　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　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　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　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象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象個青衣，起老生象個　老生，起大面又象個大面……都是“認真”的原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　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返回

悼夏丐尊先生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訊息。記得三年　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訊息，　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　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　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　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象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　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　在上海。初年還常通訊。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　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　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　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　是“抱恨終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　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　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　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　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