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翼。漢人，並沒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麼，這一次，怎麼就沒人做曾國藩呢？

袁世凱不做曾國藩，自有他個人的原因──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當然比做“大清帝國”的什麼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國藩，則另有緣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義之後，朝廷曾有意調新軍第二十鎮南下征剿，該鎮的統制（師長）張紹曾卻召集會議說：“湖北之變，為剷除專制，實現共和，以此倡議號召天下，凡屬同胞，都會支援。”如果貿然前往鎮壓，必定是“勝則自殘同類，敗則死無指名”。結果是，這位清軍將領不但不去打革命黨，反倒於10月29日在灤州發動兵諫，提出十二條政綱，逼清廷讓步。當時的民心，由此可見一斑。

這可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儘管武昌首義的1911年和金田起義的1851年都是辛亥年，但兩個“辛亥”並不可“同日而語”。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孫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夠給中國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則不然。因此，如果讓那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進行選擇，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之間，他們寧願選擇前者；在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他們卻可能選擇後者。

實際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於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傳播，使國人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制度，我們也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就是共和，就是憲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憲政與共和，使英國和日本那樣的“蕞爾島夷”戰勝了我“天朝大國”。因此，要想“富國強種”，就非得“剷除專制，實現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與專制制度聯絡在一起，那麼，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實施變革，倒也罷了，偏偏它又反應遲鈍，一味拖延，出爾反爾，毫無誠意，屢屢失信於民。那麼，請問還有誰願意來救助這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呢？

毫無疑問，對於共和的上述理解，現在看來已嫌膚淺。但在當時，卻足以顛覆國人頭腦中固有的皇權思想與帝制觀念。在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年份裡，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專制。結論是：作為一個專制政權，大清絕不會自動放棄它的絕對權力。唯一的選擇是革命。

顯然，無共和思想，則無武昌首義；無武昌首義，則無大清之亡。如此說來，大清之亡，豈非亡在制度？

事實上清之亡也不同於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卻不是。作為一個王朝，它並沒有到氣數已盡的程度。民生狀態既不至於“官逼民反”，實際執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國之君”。秦之亡因於暴政，清也不是。當然，作為專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處（如文字獄），但未必暴於諸朝（如腰斬之刑即為清人所廢，光緒三十一年又廢凌遲）。在帝國制度的框架內，清人已經算是做得不錯了。然而秦亡以後，它開創的制度並沒有隨之消亡，反倒延續了兩千多年，以至於“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卻把這個制度一併帶入墳墓。所以，清與秦，也不可同日而語。秦，雖死猶存，它亡得悲壯；清，迴天無力，它亡得窩囊。

也許，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與它相提並論。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國制度替代了邦國制度；清之亡，則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問題是，帝國制度為什麼會亡？

從某種意義上說，帝國是自己把自己殺死的。實際上帝國制度自其創立之日起，就為自己留下了隱患，種下了胎毒，埋下了禍根。只不過因為有王朝更替這樣一種自我修復功能，也因為一直缺乏徹底變革的外部環境，才延綿了兩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內外交困，諸多弊端已積重難返。面對新的文化與制度，它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還沒有自救之路。於是武昌首義第一槍，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帝國制度果真就一無是處嗎？如果當真一無是處，它為什麼會被創造出來，會被我們民族認可，會延續那麼長的時間，而且如無西學東漸，還不會壽終正寢？制度當然是重要的，但制度並不決定一切，因為它還要為其他因素所決定。一種制度得以誕生並表現出效能，必有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種新的制度要代替舊的制度並獲得成功，也需要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許多方面的前提和條件。帝國制度被廢除後，我們民族並沒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過了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