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無疑是被自己滅掉的，因為它實在太暴戾。只要重讀一下《史記》中的《陳涉世家》，就不難體會到什麼叫官逼民反，什麼叫走投無路，什麼叫鋌而走險。那真是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用陳勝的話說，反正無論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云云，倒在其次。一個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條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義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離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遠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宮賦》說，秦和六國一樣，都是自掘墳墓，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愛護人民。結論很簡單──“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引言　轟然倒塌的帝國（2）

那麼，我們能照著說一句“滅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義也”嗎？

也許能，也許不能。

有證據證明，大清並非中國歷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晉，清就至少過得去。實際上有清一代，無宦官擅權（如明），無外戚亂政（如漢），無山河破碎（如晉），無藩鎮割據（如唐），無王綱解鈕（如隋），無民不聊生（如秦），也沒有大面積的國土淪喪（如宋）。清代也有禍亂，但多為邊釁，且未動搖國本。民族關係和民生狀態也還對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樣種族歧視，民族仇殺，或像漢代那樣連年饑荒，人相競食。清，當然也有弊端，也有問題，也有不得人心之處，卻未必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糟糕，那樣罪該萬死。關於這一點，本書第六章還要細說。

然而，當武昌首義，湘省獨立，舉國上下風雲激盪，滿清皇室一籌莫展時，卻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復武昌，中興王朝”的袁世凱“挾寇自重”，乘機要價，其他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見死不救，作壁上觀，誰也不管北京城裡那孤兒寡母的死活。武昌首義後不到兩個月，就有十四個省份宣佈獨立。可見這些省的軍民官紳，已將大清王朝視若沉船，只有人棄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卻無一人救難。於是星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夫之難，竟成滅頂之災。

有一個細節也許很能說明問題。武昌首義的那天傍晚，工程營的隊官羅子清和熊秉坤曾經有過一次談話。羅子清說今天外邊的風聲很是不好，問熊是否知道。熊回答“聽說三十標今晚要起事”。羅子清問起事者是否“孫黨”（革命黨），熊秉坤答：“現在各會黨都信服孫文，信服他就是孫黨。”而且，熊秉坤還告訴羅子清，如今民智日開，大家都痛恨專制，擁護共和。這次八鎮一起，各省就會響應，所以一定能成。羅子清聽罷竟說：“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營內，你們好好維持吧。”說完便溜之大吉，實際上是自動交出了軍權。

這就印證了湖廣總督瑞澂的說法。此人在起義發生之後沒多久，就攜帶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輪上，並在當天深夜向內閣王大臣發出密電說：“軍隊已懷二心，即未盡變，亦似全信邪說，不肯相抗。”本來，作為臨陣脫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極力推脫罪責，但這話倒未必盡是不實之詞，頂多略有誇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斷言：大清已“民心盡失”。

抽象地說，這也可以成立。問題是，大清為什麼竟會“民心盡失”？它為何而失，又失在何處，失在何時？

不能說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說它的“國難”從來就沒有人救，更不能說這種見死不救，僅僅是出於滿漢之間的民族仇隙和幸災樂禍。1851年7月，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起義，兩個月後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國”，冊立諸王。次年又突圍北上，於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佔領南京。江南一帶，亦次第失守，正所謂“一夫作難”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擊。從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間鼙鼓動地，烽煙四起，神州板蕩。太平軍轉戰南北，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將戰火蔓延到十六個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問鼎京畿，差一點就把大清變成了大明。

引言　轟然倒塌的帝國（3）

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各地軍民官紳卻並沒有坐視不管，袖手旁觀，更沒有乘亂而起，瓜分天下。身為漢人的曾國藩，以卑微之職，起而“勤王”，靠著不過是些民兵鄉勇的“團練”，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湘軍），屢敗屢戰，九死一生，終於為大清帝國扳回敗局。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崛起的“中興名將”，無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漢族士大夫，如李鴻章，如左宗棠，如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