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史需要不斷解讀

本卷所收之《帝國的終結》，初稿完成於2003年11月。2005年8月，香港三聯書店推出了它的海外版。後來經過修訂，又在2007年11月，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大陸版。而且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十五萬冊。加上重印，最後一共發行二十一萬冊。

這很讓我感到欣慰。因為這本書，其實很“學術”。它的香港版，甚至還按照學術著作的慣例，給引文加了規範的腳註。後來，為了便於閱讀，在出復旦版時，才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樊樹志先生的建議，把腳註移進了正文。以後出版的《品三國》和《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也都按照這個體例來處理。這是要感謝樊先生的。

更要感謝的，是老先生專為本書撥冗撰寫了序言。在這篇序言中，樊先生表達了一個觀點：歷史需要不斷解讀。因為按照英國曆史學家卡爾和荷蘭歷史學家蓋爾的說法，歷史不過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卡爾），或者“一場永無休止的辯論”（蓋爾）。既然如此，則不同的作者，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方法，對歷史作出不同的解讀，也就理所當然，而且非常必要。

問題是如何解讀。

解讀需要審視，而審視需要懷疑，特別是要懷疑那些流行的說法。實際上，流行未必正確。比如“封建專制主義”，就很可疑。為什麼？因為封建必不專制，專制必非封建。什麼是“封建”？封，就是劃定疆域，分配領地；建，就是建立政權，指定領主。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國”，劃定一個範圍，指派一個國君（諸侯），然後世襲，叫“封土建國”。諸侯再把“國”分成若干“家”，也劃定一個範圍，指派一個家君（大夫），然後世襲，叫“封土立家”。這就是“封建”，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制度，我稱之為“邦國制”。

秦漢以後的制度，則是“帝國制”。帝國與邦國的不同，首先就在於是否封建。邦國是一定要封建的，天子封建諸侯，諸侯封建大夫。帝國則一定是不封建的。就算封王封侯，那也是榮譽稱號；就算封了土地，王侯們也只是地主，不是領主。他們對那塊土地，只有財權，沒有主權，也沒有治權。這，充其量只能叫做“封而不建”。

實際上，帝國實行的是“郡縣制”，邦國實行的才是“封建制”。天子封建諸侯以後，諸侯如何“治國”，天子是不管的。諸侯封建大夫以後，大夫如何“齊家”，諸侯也不管。然而在帝國時代，州官如何治州，縣官如何治縣，皇帝或朝廷可是要管的。就連誰去當那縣官州官，也歸皇帝或朝廷任命，不能世襲。所有的權力，仍然歸於中央，州縣不過代理。

顯然，帝國制或郡縣制，是“集權制”。邦國制或封建制，是“分權制”。真正的“封建社會”，連集權都做不到，又哪來的“專制主義”？同樣，把秦漢唐宋元明清，都稱之為“封建社會”，也成問題。因為秦漢以後就不“封建”了，怎麼還是“封建社會”？

所以，今後遇到這類說法，我們至少也得問一句：是這樣嗎？

其實就連帝國時代，也未必都專制，也有不專制的。大體上說，明清以前，是有時候專制，有時候不專制，或者專制得開明。比如按照唐代制度，一道命令，如果不經政事堂會議透過，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就直接由皇帝發出，是不合法的。雖然也有皇帝這麼做，但要麼是蠻不講理（如武則天），要麼會不好意思（如唐中宗）。連帶強行任命的官員，也會被人看不起。所以，“集權必專制”的說法，恐怕還值得推敲。

當然，明清以後，廢宰相，建廠衛，大興文字獄，就完全是專制了。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從集權到專制，原本只有一步之遙；從專制到獨裁，也同樣順理成章。就算那皇帝是個娃娃，或者弱一點，如果太后厲害（比如慈禧），還不是照樣專制，照樣獨裁？

這就是“帝國的胎毒”了。也就是說，帝國制度的本性，就是要從集權走向專制，從專制走向獨裁的。這筆賬，甚至要從“商鞅變法”算起。因為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變封建為郡縣，變分權為集權。所有的權力，都要集中在國君手裡。人民群眾，包括貴族和士人，都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思想自由，只能“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顯然，秦政就是專政。即便不是暴政，也是苛政。專政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秦帝國二世而亡。這才有了後世的開明專制，甚至“不專制”。當然，也絕不會“民主”。

不民主的結果是什麼呢？是帝國不可避免地由集權走向了專制。這當然有一個逐漸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