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同志為我黨我軍情報工作作出的卓越貢獻，受到各級領導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參與了大量的軍事外交活動，加強了我軍與外軍的相互瞭解和友誼，為擴大我軍在國際上的影響，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

我於1992年11月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主要接替伍修權的接班人徐信副總長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報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說，伍修權是我的老領導和老前輩。

我第一次見到伍修權，是20世紀60年代在民主德國。當時，伍修權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在一次率團出席外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回程中，路過民主德國。在看望使館工作人員的時候，他給我們作了一個精彩報告。時隔多年，我已記不清這場報告的具體內容了，但對伍修權生動形象的說話特點還保留著深刻印象。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已經發生分裂，形勢非常複雜，我們這些外事工作者，該如何在外事場合表明立場，是一門很微妙的學問。伍修權在報告中專門提到，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哪些發言內容我們可以起立鼓掌，哪些發言內容我們只鼓掌不起立，哪些發言內容我們要不作表示，都應區分得清楚明白。這使我很受啟發。

我們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權作為中國政府特派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審議中國提出的“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時，慷慨陳詞，既嚴厲駁斥了美國及其同夥對我國的種種誣衊和誹謗，又痛斥了美國對我國臺灣的入侵和戰爭威脅。後來，我們在學校裡學習中國外交，都把他的發言作為範文朗讀。

我在60年代初次見到伍修權，親耳聆聽他的報告，我開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稟持正義、慷慨陳詞外，還應該包括許多智慧的運用。

20世紀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聯邦德國工作。在此期間，伍修權成為分管我們工作的總參領導。一次，他途經聯邦德國，專門找我談話，原來，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想調我去當秘書。“我是徵求你的意見，但也不是徵求你的意見。因為這是中央領導的意思，實際上你必須服從。”伍修權開門見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夠給中央領導當秘書，對我來說當然是件光榮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願之處，因為在聯邦德國，我工作順利，專業對口，不忍捨棄。我把這種心情向伍修權作了簡短彙報。

我的話音剛落，伍修權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麼，你說怎麼辦？”伍修權問，目光和善地注視著我。

作為分管我們這項工作的總參領導，能夠在一個人事調動上徵求當事人的意見，這使我很受感動，既感動於他對我的器重，又感動於他對我的信任。我說：“首長，請讓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這兒的工作交接了，我馬上去中央領導那兒報到。”

這是我的“緩兵之計”，我想緩幾天看看情況，同時也調整一下心態，為未來新的工作崗位作些準備。

伍修權最後說：“請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崗位上工作不順利，我們隨時歡迎你回來。”這句話是顆定心丸，我放心了。

這個工作調動計劃幾天後有了變化。調我當秘書的那位中央領導由於身體原因，工作範圍作了一些調整，不再需要我了。這樣，我就安心地繼續做我熟悉並且喜愛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聯邦德國，我還當著伍修權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風頭”。在我陪同伍修權會見外賓的時候，伍修權隨口吟出一句古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做翻譯的，最怕的是臨時碰上需要翻譯的成語諺語或者詩歌了。但伍修權話音剛落，我就把這首古詩翻譯出來。不但譯出來了，還使外賓理解了這首詩的妙處，贏得滿堂喝彩。伍修權對此很滿意。

我為伍修權即席譯詩（2）

1984年9月，已經是中顧委常委的伍修權提出來要請我吃飯。作為後生晚輩，這樣的機會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原來，伍修權是要酬謝我對國際戰略學會工作的幫助，當時他正擔任這個學術機構的會長。沒想到，1997年，我也成為這個學會的會長，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時候，伍修權將一本剛剛出版的《我的歷程（1908…1949）》（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簽名贈給我。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簽名書之一。

毛主席說他能“頂幾個師”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黨有三位卓越的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核心機關，獲取了大量情報，周恩來將他們稱為“前三傑”。他們是李克農、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