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比如，工作的安定感、心理滿足感、和諧融洽的鄰里關係、家庭生活質量、健康水平、基本*、失業與通貨膨脹等，會顯著地影響個人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經濟增長或收入提高應當成為政策制定者主要關注的目標。這就是幸福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即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和認識幸福，探討經濟發展與幸福的關係。理論經濟學總是傾向於把複雜的經濟現象進行簡化假設，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導致經濟學的假設條件越來越嚴格，但越是嚴格的假定，離現實就越遠。這可能是幸福經濟學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障礙。因為對幸福的影響因素遠遠多於對其他經濟現象的影響因素，幸福的個體性特徵也比其他經濟行為的個體性特徵更明顯。這導致對幸福的解釋變數變得異常複雜。

一個親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為了增加國民的幸福。在經濟學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傳統的經濟學中，為了分析簡便，經濟學家往往傾向於簡化假設，將收入當做決定效用的唯一變數。收入水平被作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標。前述分析已經指出，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為大量調查資料已經指出，經濟增長几乎不能提高發達國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數幸福研究文獻發現，在一國內部，從平均水平來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於窮人。但跨國和跨時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幾乎不相關或即使相關也很小。平均來看，富國（作為一個群體）比窮國（作為一個群體）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隨著收入上升到一個點，但不會超過這個點。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較低、較窮的國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顯相關性，這表明有許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徵。”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序二（5）

馬克·安尼爾斯基教授在書中引用了對美國和英國的真實財富與GDP的關係的測算，結果是隨著人均GDP的提高，這兩個發達國家的真實財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計算期間是20世紀50~90年代，這期間美國和英國還沒有像進入21世紀以後這樣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真實財富與GDP的負相關可能與生態環境損失有關。因為發達國家為了恢復和保護環境的投資佔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資必然促進GDP增長，而在真實財富核算中，為修復生態環境的投入並沒有增加新的財富，沒有創造真實財富。這與國民經濟綠色核算是有差別的。在綠色核算中，是從GDP中扣除生態環境和資源等自然資本的損失。如果經濟活動新增加的資源和生態環境成本小於新增的GDP，則綠色GDP會增長，而不會出現下降。

幸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重視，這使得經濟學向其出發點迴歸，它似乎是要糾正現代經濟學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過度關注，從而忽視了經濟活動的本質目的。但我不能不說，幸福經濟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於市場經濟制度。拼命工作掙更多的錢似乎降低　了人們的幸福感，但在一個競爭十分激烈的社會里，每一個人都猶如逆水行船，不進則退。不拼命工作，不參與競爭，收入就會很低，就不會有體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如果不能體面地生活，還談什麼幸福呢！雖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帶來幸福，收入下降卻一定會導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論的背後是一種制度悖論。同樣的難題是，如果不把生態環境納入經濟交易體系，明細產權，就不能有效保護它。但如果這樣做了，就意味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對於低收入者來說，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會提高嗎？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變傳統經濟學對幸福的態度，必須加強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要把制度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結合起來研究，才能真正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福魯哈爾說，讓研究者和政治家開始思考如何讓整個社會更幸福，只是個時間問題。出人意料的是，對實現這個目標最初的建議之一是——增稅。英國沃威克大學的安德魯·奧斯瓦爾德認為，大幅增稅可以減輕大多數人的妒火，從而使公眾更幸福。倫敦經濟學院的理查德·萊亞德勳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門新學科的教誨》一書中，指出決策者應努力減少犯罪和家庭動盪，令企業取消績效工資（可以降低競爭的激烈程度），並加大對心理健康、非職業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國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隆說：“我們不能只想著怎樣才能讓人民的錢袋鼓起來，還要想著怎樣才能讓人民更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