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前面對幸福的各種定義告訴我們，影響人們幸福感的主要是人們內在的心理慾望，而且這種慾望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並且在個體之間會進行比較，從而引起攀比效應。這就對政府的幸福政策提出了極大的挑戰。制定政策前，必須充分了解影響社會成員幸福的共同因素。

從研究角度講，人們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個體的人格特質。社會經濟政策要起到普遍提高人們幸福感的作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聚焦於人類幸福感的共同影響因素；二是不能在增強一部分人的幸福時給其他人造成痛苦。

由於幸福感帶有強烈的個體人格特性，影響人的幸福的因素也具有強烈的主觀特徵。這使得在政策層面尋找影響幸福的因素面臨很大困難。但是，透過大量的調查統計分析，人們還是找到了一些帶有共性的影響因素。比如，人的慾望（在經濟學上它與未來收入預期具有很大的相關性）、社會治安情況、收入水平、鄰里關係、與周邊其他人的差距等。由於幸福涉及太多的心理學、社會學和生物學因素，因此，每一個研究者都會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和興趣，從不同角度分析影響幸福的因素。

馬克·安尼爾斯基教授主要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切入，對幸福進行研究。因此，他為這本書加了一個副標題——創造真實財富。他認為，人們的幸福與財富有關，但幸福不能與傳統經濟核算中的財富成正比，很多財富與幸福無關，甚至會降低幸福感。他尋找的是能夠使人幸福的“財富”。只有能夠增加人的幸福感的事物，才會構成人們的真實財富，才應該是政策激勵人們去創造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幸福本身是創造財富的核心目的。他對財富一詞進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財富是通往健康的工具或道路”的結論，這似乎很有道理。健康不正是人類追求的最高境界嗎？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健康，所有的物質財富都成為身外之物，人還會幸福嗎？馬克·安尼爾斯基教授指出，“財富不再只是狹隘地被定義為物質財產的貨幣價值，而且必須包括許多經常是無形的東西，它們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其中包括我們精神的康樂、希望、幸福、遊玩的樂趣以及人際關係的密切程度。這些曾被羅伯特·肯尼迪敏銳提及的屬性，正在從我們當前流行的經濟發展測度手段（即GDP）中消失”。基於此，他對傳統經濟的以GDP為主要指標的財富核算方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按照他的思想，創造幸福，就是創造財富。反過來說，創造財富應該使我們幸福，不能使我們幸福的財富創造活動是沒有意義的。在這樣的邏輯下，幸福與真實財富是等價的。這就使得經濟學回歸到了其原始的真正含義，不僅僅是研究稀缺資源的利用效率及其利益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們的經濟活動如何使人類自身更幸福快樂。那麼，如何核算和測度幸福呢，面對涉及人們主觀判斷的不可定量核算但對人們的幸福至關重要的因素，它發展了真實進步指數，類似幸福指數。

序二（4）

核算幸福時；既要考慮增加幸福感的因素；也要考慮為增加幸福感而付出的代價。例如，增加財富可以增加人們的幸福感，但創造財富要破壞生態環境，損壞了生態環境，降低了人類的基本幸福要素，便減少了幸福感。

三？關於幸福經濟學

中國的一些幸福學者認為，人的本性是不滿足，人最終追求的是幸福，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過程，而幸福就是渴求被滿足後的愉悅感覺。人的不滿足本性貫穿於人的一生，貫穿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始終。不滿足就有新的渴求，渴求的一點點被滿足就會帶來幸福感，所以人類思想深處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幸福和幸福渴望永遠增長之間的矛盾。因為一個渴望實現以後，馬上會有新的更高的渴求產生。渴求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如果我們假定物質和文化需求是人類全部渴望的總和，前述判斷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是落後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著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一致的。因為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是不斷增長的。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人們驚覺，世界上最強大、生產力最發達、人們的收入全部被消費掉而不儲蓄的國家，會出現如此大的危機，人們的幸福感會如此之低。失業、收入下降、人際關係冷淡、恐怖威脅等，都使幸福感下降。這印證了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悖論，對現代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結論提出了挑戰。它意味著經濟增長、高收入、物質的充裕不等於幸福。收入或經濟增長以外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