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比諸柏拉圖、巴枯寧、托爾斯泰、狄更斯（見王鍾麒《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甚至比諸釋迦牟尼、孔子、華盛頓、拿破崙（見狄平子《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其實，大凡經典傑作，往往旨趣繁複，非三五語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積反映人生之說部，世間百態盡在其中，誰知“人生之主旨”究竟為何？有時不過貞者見貞，淫者見淫耳。當然貞者見淫、淫者見貞亦可。從創作方面言，有感而發，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滸故事漫長的流傳過程中，人民必將民族義憤和反抗情緒融入其間。說它歌頌起義或者說它鼓動作亂其實是一個漢堡包的兩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的生活確實表達了某種理想，但畢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會，更不能硬套概念，鎖定《水滸傳》是“社會主義小說”也（見王鍾麒《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及黃人《小說小話》）。

倒是歷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滸傳》的一個關鍵要害：投降。金聖嘆就因投降而腰斬了《水滸》，後來又有俞萬春不許梁山盜賊投降，另寫了《蕩寇志》，將梁山好漢斬盡殺絕，以表明“忠義非可偽託，盜賊斷無善終”（東籬山人《重刻蕩寇志序》）。延至現代，魯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後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毛澤東繼續魯迅的思路，把投降問題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於是引發了全國批判宋江的熱潮。其實由此政治視角出發，恰恰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數起義者能夠改朝換代，“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大多數反抗社會秩序者，都面臨著一個“如何下場”的問題。所謂“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個道德上應予譴責的選擇。反抗秩序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為了換來一個好一點的秩序。不能指責那些未能從體制上根本推翻一個社會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慮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備而沉於下僚的英雄豪傑，應該怎樣生活？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社會應該推翻、改造還是順應？《水滸傳》其實跟魯迅的《在酒樓上》、《孤獨者》一類小說具有情懷上的相通之處。《水滸傳》得到社會各界的喜好，大多數人並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殺人或者先作亂後招安，而是從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樂與痛苦、自由與束縛、理想與現實的殘酷矛盾。可以說，這才是《水滸傳》更為深遠的“主旨”。

新版《水滸傳》序言（3）

第五，流別問題。

《水滸傳》屬於什麼流派、什麼類別的作品，似乎也存在不同認識。我所學過的文學史教材裡說《水滸傳》是“英雄傳奇”，這固然是沒錯的。但僅此一個視角，不足以概括《水滸傳》全部的流別歸屬。《水滸傳》跟《三國演義》的產生年代大體相同，首先屬於中國最早的長篇白話小說。考慮到《三國演義》的語言屬於“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淺近文言”，那麼《水滸傳》則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白話小說也。古代長篇白話小說，就是章回體通俗小說，所以《水滸》與《三國》同為中國長篇章回體通俗小說之濫觴。今人將《水滸》與《三國》、《西遊》、《紅樓》並列為四大古典名著，閱讀者與研究者，均視為雅事。其實當初所有的白話小說均屬於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總體上小說戲曲跟經史子集相比，就是“通俗”的。但通俗類的作品不一定在美學品格上就不高雅。大量的通俗小說被時間的長河淘汰了，“四大古典名著”成了最高雅的文學。這一認識上的變遷經過李卓吾、金聖嘆等人的竭力標舉，至晚清漸成共識，最後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得到了固化。明乎此理，則知俗可以變雅，雅可以變俗。公主王妃可能淪落娼門，通俗小說亦可成為頂尖精品。

既然《水滸傳》屬於白話通俗小說，那麼在通俗小說家族的內部，則不難看出，它屬於“武俠”類別，與《三國》屬於“歷史”、《西遊》屬於“神魔”、《紅樓》屬於“言情”並列。說《水滸》屬於武俠，是因為其主要故事情節有武有俠、以武行俠。“非特武松、魯達等人，英風動山嶽，高義薄雲天；即水泊之嘍嚕，酒店之火伴，亦隱隱有俠氣。”（《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這與從“英雄傳奇”等其他角度概括《水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