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與同情的只是作為犧牲品的學生個人。魯迅的“沉默”是頗耐琢磨的：研究魯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說，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視。“不言”首先與他的自我定位有關：我們已經說過，即使是五四時期，魯迅也是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他是“客卿”，是“聽將令”、打邊鼓的；他從來就沒有過胡適那樣的當“學閥”、“導師”，引領社會的衝動，和“捨我其誰（我怎能不講）”的意識。對於北大，他也只是一個講幾節課的講師，不到非講不可的時候，是不會隨便說話的。更內在的原因，當然是魯迅的思慮更為深廣：他對五四以及五四以後的中國（包括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都要再看一看，想一想。於是，我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一週年那一天，魯迅寫給他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時的一位學生的一封信（將這封信與前述寫於同一時刻的胡適等的文章對照起來讀，應該是格外有意思的）。在信中，他這樣寫到了自己的冷眼觀察——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

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採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而社會守舊，###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

要而言之，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塗而已。

僕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書信·200504致宋崇義》，《魯迅全集》卷11，頁382、383。

這裡，魯迅對五四的低調評價，對現狀的冷峻審視，對“將來”的不敢樂觀，其實都是內含了他“非改革不可”的堅定與對中國改革的艱難、曲折的清醒認識的。他強調“根柢學問”，注重的還是中國改革的基礎工作：這在永遠是浮躁的中國思想文化界，自然是難有知音的。

於是，人們又注意到，五四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幾次頗為熱鬧的論爭——從“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到“非宗教大同盟”的辯駁，魯迅都沒有捲入。這裡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討論背後都有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模式，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人們表態，站隊：不是贊成“問題”就是贊成“主義”，不是“科學”派就是“玄學”派，二者必須其一，必須有一個鮮明的態度與立場。而魯迅，恰好他的思慮是多方面的，他的思維方式是在反覆質疑中旋進，因而他的觀念是複雜的，沒有辦法明確表示站在哪一邊。比如說科學和玄學的論戰，魯迅既很難贊同玄學派對東方文明的強調，對其內在的復古主義傾向懷有警惕，同時也很難認同科學派對科學主義的鼓吹。如第二講所說，魯迅在日本時期就對“科學崇拜”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自然很難按當時的要求表態。在“非宗教大同盟”問題上，魯迅對周作人“主張宗教信仰自由”當然有著深刻的理解與同情，但他對問題的複雜性也許看得更為清楚：對於現實的中國來說，宗教問題的背後，確實又存在著外國勢力的干預與利用問題，這正是周作人有意無意忽略了的。因此，他既不能簡單地認同周作人的觀點，卻又不贊成周作人的批判者們的獨斷邏輯，他就只有沉默。魯迅思維的複雜化，以及由此決定的立場的相對化，決定了他在中國知識分子習慣的二元對立的論爭中，經常處於難以言說的境地。在另一方面，魯迅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路，也使他無法納入處於主流地位的知識分子的思考、論爭範圍中。即以“主義”與“問題”的論戰而言，在魯迅看來，“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因此，“主義”的提倡與輸入完全是徒勞，對“主義”輸入的疑懼更是多餘。《書信·200504致宋崇義》，《魯迅全集》卷11，頁370。而胡適們講“問題”，強調具體的制度建設，魯迅卻看透了中國是一個“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國也會變質。如前面幾講一再論及的，魯迅關注的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在魯迅看來，對當下中國人來說，無論是“問題”和“主義”，還是“科學”和“玄學”，都是過於高遠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李大釗們高談“主義”，胡適們高談“問題”的時候，魯迅始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