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索薪風潮，學校內部也為要不要罷教而爭論不休：胡適就堅持老師無論怎樣也不能罷教，因為這會影響學生的學業。

一個學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組成：校長、教授和學生。現在校方學院化、體制化的努力，與學生激進化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處於二者之間的教授作何反應，就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

（三）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胡適。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不僅因為胡適處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稱“我想要做學霸”。這個“學霸”不是貶義詞，意思是要影響整個學界，並進而“在人民思想上發生重大的影響”《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39。，把自己當成學界領袖、知識分子的代表和民眾的指導者。他既有這樣的雄心，自然會覺得在這樣混亂的時候，自己責無旁貸要出來“指導學生”。五四運動一週年的時候，他和蔣夢麟聯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時指出：“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著他們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只有“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卻在強調：“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社會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長期存在的”。那麼，作為正常狀態，學生需要幹什麼呢？胡適提出了三點：第一，要過“學問的生活”，認真讀書。第二，要參加“團體的生活”，進行基本的民主訓練，比如講究民主秩序，“要容納反對黨的意見”，“人人要負責任”等等。第三，參加“社會服務”，如舉辦平民夜校，進行通俗演講等。——可以看出，胡適的引導，還是堅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為學術的聖地，社會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暫時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在現實的層面，也是與校方把學生引回教室，實現北大的學院化、體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適並不隱晦他的目的就是要“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胡適一直到晚年都堅持這個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為政治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干擾；因此，他要“撥亂反正”。但是胡適卻永遠面臨一個歷史的尷尬，因為他的理論和主張的前提——一個政治清明的，能夠充分表達民意的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始終沒有出現；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寄以希望的政府，都偏偏是對外妥協投降，對內鎮壓人民的專制政權。從192６年北洋軍閥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到國民黨政府1935年“一二·九”運動、1948年“一二·一”運動中殘殺學生，都使胡適陷於極端被動的境地：他要學生別管政治，但政治要管學校，並且不斷地屠殺學生；他的“不干預政治”的主張，和政府的觀點事實上很難劃清界限，像國民黨政府就正式釋出命令不準學生干預政治。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總體上還是站在學生這一邊的：無論是“三·一八”慘案，還是“一二·九”運動，以至1940年代學生運動，胡適都是出來努力地保護學生的，基本上維護了他的民主的自由的立場。但他在保護學生的同時，還是堅持要學生回到課堂，不要干預政治。這樣，他這一生和學生的關係，就形成了一個迴圈：學生鬧事，政府鎮壓，他支援學生；支援完學生還是要學生回來；政府又鎮壓，他又出來。最後弄得兩頭不得好——他為學生說話，政府當然不喜歡；他老叫學生回到教室，而血氣方剛的學生總是覺得“偌大個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怎麼會聽他的話？並且會覺得他太軟弱，甚至為政府說話。這大概就是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所在吧。　txt小說上傳分享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9）

正當胡適急於出來“糾偏”、“引導學生”時，魯迅卻保持了沉默。翻閱《魯迅年譜》就可以發現，在五四之後的幾年間，大概到1924年，魯迅主要精力在從事創作、翻譯與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從1920年開始他在北大上課也主要是講小說史），雜文寫得很少，也就是說，他很少對社會問題和思想文化界的問題發表意見，對於北大，也只是就講義風潮發表了那一次頗為特別的看法：對於校方與學生群體他都提出了質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