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執法人又不是諸葛亮一個。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證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荊州集團的，就是東州集團的，很難說他們不濫用職權，利用執法之便打擊益州集團。這一點，羅開玉先生的《“攻心”聯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闡述，也請讀者自己檢視。

由此可見，無論任人唯賢，還是依法治國，都無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側之心”。因為只要不改變“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雞尾酒政權結構”，無論諸葛亮怎樣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裡也都是“寬嚴皆誤”。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對外戰爭，使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以外戰防內戰。

這就是我要說北伐曹魏是“安內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這一招不但未能搞掂國內的反對派，反倒加速了蜀漢的滅亡。

五　蜀漢為何而亡（1）

對於蜀漢政權的滅亡，羅開玉先生曾經發表過一個觀點，即“蜀漢表面上是亡於魏，實質上是亡於當地的土著豪族”（《“攻心”聯再研究》），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可以和孫吳作對比。晚年孫權統治的吳國，情況是很糟糕的，可謂法紀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殘，與諸葛亮領導下蜀國的政治清明剛好相反。然而，治理的最好的最先滅亡，治理的最差的國祚最長，這又是為什麼呢？原因之一，就因為孫權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了“吳人治吳”，實現了自己政權的“江東化”。江東士族既然已經把自己和孫氏政權綁在一起，實現了他們利益的“一體化”，那麼，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也要保衛東吳。

蜀漢則相反。劉備、諸葛亮不但沒有實施“蜀人治蜀”，實現自己政權的“益州化”，反倒不斷將益州士族底層化、邊緣化。在劉備、諸葛亮的統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這裡面不能說沒有諸葛亮的責任。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初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援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這個理想，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這個趨勢告訴我們，士族地主終將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中華帝國的統治階級。曹丕那裡已經這樣做了，孫權那裡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後期的吳，也不是前期的吳。他們都在為晉做準備，“反潮流”的是蜀漢。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司馬氏的晉，執行的是沒有曹丕的曹丕路線（儒家士族路線）；諸葛亮的蜀，執行的卻是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法家寒族路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法家寒族路線無法戰勝儒家士族路線，因此三國終將歸於晉。晉是不是就比魏、蜀、吳好？未必。在這裡，沒有個人好惡，也不作價值判斷，只是說出歷史事實。

這樣一來，我們對“攻心聯”就可以重新解讀了。我的解讀是：倘若能夠從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團的思想（能攻心），他們的“不安之心”就會消除（反側自消），並不一定要透過對外戰爭來解決國內問題（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終將成為統治階級的天下大勢（不審勢），即便公平執法，也會左右為難（寬嚴皆誤），這是後來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後來治蜀要深思）。

顯然，這裡並無對武侯的不敬之處，相反給予了充分的“歷史之同情”。說得再明確一些，所謂“寬嚴皆誤”，並非批評諸葛亮執法不公，而是說由於他堅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時宜”，又不對益州士族的心思，結果便“寬也不是，嚴也不是”。這樣一種評價，如果也被說成是“把矛頭對準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為故意找茬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五　蜀漢為何而亡（2）

實際上，作為個人，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在《品三國》節目的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