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集《百年孤獨》，總結了他的四種精神：心繫天下的國士精神，審時度勢的務實精神，鞠躬盡瘁的負責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這難道是貶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們重讀歷史，不能一味歌功頌德，更應該總結教訓。那麼，蜀漢政權有沒有歷史教訓？有，其中之一，就是由於連年戰爭而人民甚苦。據《三國志·薛綜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當時出使蜀國的薛珝回國以後就對孫休說，我看蜀國是差不多了。為什麼呢？走進他們的朝堂聽不到正義的聲音（入其朝不聞正言），走進他們的田野看不見健康的臉色（經其野民皆菜色）。另一個名叫張悌的人，也在鄧艾和鍾會剛剛出兵的時候斷定蜀漢必將滅亡。理由之一，就是當局窮兵黷武（玩戎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話，記載在《三國志·孫皓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也記載在《資治通鑑》。

如果說薛珝和張悌是吳人，其言不足為訓，那麼，蜀國自己的統計數字總能說明問題吧！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劉禪投降時，蜀國有民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人，而軍隊則有十萬，官吏則有四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是負擔不起了！

這種狀況，並不能只由劉禪和姜維來埋單，因為他們執行的正是諸葛亮的“政治遺囑”。無疑，諸葛亮堅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處。我在《以攻為守》一集，已經給予充分的“歷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國更要圖強”。用《華陽國志·後主志》的話說，就是“以弱為強，猶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所說，一方面透過戰爭來儲存自己（鞏固以存），另方面透過戰爭來尋求機會（待時以進）。所以，對此不能簡單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現狀，卻也是事實。當然，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是比較廉潔的。由於諸葛亮依法治國，蜀國的治安也是相當好的，陳壽謂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上〈諸葛亮集〉表》）。但我們要記住，這種狀況，是靠“戰時軍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續發展”；而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夠吃飽肚子。

那麼，前面說的這些，是趙藩的意思嗎？這就不知道了。趙藩先生早已作古，我們沒法求證。但我以為這並不要緊。趙藩寫“攻心聯”，原本就是借古論今。我寫此文，亦不過借題發揮。只要事情說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歷史。因此，不妨將“攻心聯”略改數字雲：

能攻心，則疑慮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辯；

不審勢，即褒貶皆誤，後來治學要深思。

不知諸位以為然否？

2009年6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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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變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一百零八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這哥們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