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就被用去否定自己是一個人，使自己成為施刑者的同謀，並由此把自己拋向恥辱的深淵。施刑者明白這一點；他等待著對方挺不住而開口，不僅因為可以得到他欲求的情報，還在於這將再次向他證明，他的拷打是對的，而那個人是一個只配用鞭子教訓的畜生。因此，他竭力去摧毀他的同類的人性。作為後果，他也摧毀了自己的人性。

大多數抵抗者雖然也遭到殘酷拷打，被火燒熱烙，被弄瞎雙眼，被殘體斷肢，他們並沒有開口招供。他們打破了惡的迴圈，重新肯定了人性──為了他們，為了我們，也為了拷打他們的人。他們這樣做時既無見證，也無幫助，更無希望，往往連信仰也不復存在。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個相信人的問題，而是要做一個人。於是他們保持沉默，而人就誕生於他們的沉默之中。在他們對抗施刑者的沉默中，這活火保持著自身。包圍著他們的，什麼都沒有，除了這漫長的極地之夜，沒有人性，毫無意識；他們甚至看不見它，只是由於感受到這透骨的寒冷才猜到黑夜的存在。

薩特最後說：

我們知道，在一天中的每一時刻，在巴黎的各個角落，人被一百次地毀滅和再生。我們被這些拷打所困擾，沒有一個星期我們不自問：“假如我被拷打，我會怎樣呢？”這個問題單獨地把我們帶到自身和人類的邊緣。我們搖擺在人類否定自身的非人地帶和人類從中洶湧而出、創造自身的不毛沙漠地帶之間。5年時間。我們活得恍惚失神，由於我們沒有把自己的作家職業看得很輕鬆，這種恍惚失神狀態仍然影響著我們的寫作。我們著手創造一種極限境況文學。

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就是這種極限境況文學的典型。在這個劇的演出過程中，觀眾們受到很大刺激。特別是第二幕拷打的情景。男主角的尖叫聲使他們難以忍受，有的女士幾乎暈了過去。善與惡、人與非人、道德與暴力、施刑與受刑、敵人與愛人、肉體與精神、……在思考拷打和酷刑產生的問題上，恐怕沒有比《死無葬身之地》更深入和震撼人心的了。

薩特另一出產生更大轟動的戲劇是一個7幕劇《骯髒的手》。劇中的主角雨果是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年輕共產黨員，他為了徹底背叛自己的階級，願意擔當刺客的角色，但他時時處於道德的焦慮之中，總想在任何情況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純潔性。同他形成對照的是共產黨的一個領導人賀德雷，他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採用任何手段。這個劇本發表在《現代》雜誌上。1948年4月2日，《骯髒的手》首演並獲得巨大成功。首演時薩特有事不在場，演出結束後人們紛紛來到波伏瓦和博斯特所在的包廂，同他們握手，向他們表達對薩特的祝賀。他們說：“真出色，真是演絕了！”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

評論界的反應使薩特感到意外。共產黨評論家對《骯髒的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定這是一個反共的戲劇。他們說：“薩特為了幾張鈔票，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把最後一點尊嚴和正直都出賣了！”資產階級評論家看到共產黨反對，他們就拼命喝彩，說這個劇反映了共產黨內部殘酷鬥爭的真相。一個美國人未經薩特同意，擅自改編這個劇，給它加上反蘇的色彩，起名為《紅手套》在紐約上演。薩特對此提出嚴重抗議。

薩特的意圖不是要寫一出政治劇，而是想揭示在歷史轉變時期，道德與政治、理想與現實、目的與手段、純潔與骯髒、個人與集團之間的錯綜複雜、超越與被超越的關係。《骯髒的手》實際上是一出悲劇。劇中人物都是悲劇人物，尤其是雨果，他類似於莎士比亞戲劇中哈姆雷特這樣的角色。他的悲劇既是命運悲劇也是性格悲劇。在《骯髒的手》演出前，薩特接受記者採訪，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說，賀德雷代表了革命現實主義，而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義，這兩者孰是孰非，他不表態。“一個好的劇本應該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如果說他有所偏愛的話，與觀眾的傾向相反，他比較喜歡賀德雷。在確定劇名時，他曾在《激｜情之罪》和《骯髒的手》之間猶豫了很長時間，最後選擇了後者。前者是因為劇中涉及到男女之愛，本來年輕人雨果已經被領導人賀德雷說服，不再想殺他，但看到賀德雷因激｜情同雨果妻子捷西卡親吻，就向他開了槍。而後者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鬥爭中不弄髒自己的手。顯然，後一個劇名要深刻得多，更貼切地表明瞭他的基本思想。

16年後薩特說，他不是在雨果身上，而是在賀德雷身上體現了自己。如果他是一個革命者，他寧可成為賀德雷那樣的人。至於雨果，他在塑造這個人物時考慮了他以前的學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