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備想哭，想喊但都不可能，泉湧似的眼淚淌出來，他拽住袖子擦擦淚，趕緊開啟急救包給槐多包紮。可是天太黑，他找不出他的傷口在哪裡。更重要的是，包紮對於槐多是無濟於事了。

很快，東方就顯出魚肚白，有備終於看見了槐多的傷：原來他身上有許多彈孔，僅頭部就有三處，有一粒子彈打穿了他的帽子——他那頂東京美術學校的黑制帽。有備這才注意到，槐多來喊話之前，是特意戴了這頂帽子的：他頭上有個“美”字，他要用“美”來提醒他的同胞，是回家的時候了。帽子美，《小小的晚霞》也是美的。

時令和有備又返回了代安，他們是護送著槐多回來的。後方醫院為槐多舉行了一個八路軍規格的埋葬儀式：他被兩匹中國白布纏身，一口就地買來的楊木棺材成殮了他。墓地設在代安一個坐西朝東的土坡上，孟院長特意為槐多選擇了這個土坡。他願意讓槐多朝著東方，朝著太平洋上那個島國——日本。全醫院都參加了槐多的葬禮。入殮時，孟院長髮現有備手裡尚有一頂槐多的黑制帽，他讓有備把帽子也放進槐多的棺材。有備當著眾人，向孟院長請示說，他願意服從命令，他又願意留下那個“美”字帽徽——本來他是想連帽子都留下的。孟院長想到槐多生前和有備的友情，就答應了他只留下那個帽徽。同時，孟院長還把松山槐多的兩個速寫本也送給了有備。

有備時常開啟槐多的速寫本翻看，那是一個學習美術的日本青年對戰時中國農村的描繪：兆州城，柏林寺，拉碾磨的毛驢，臥在門口的狗……還有不少中國男女老少的肖像。槐多竭力要把一個正經歷著戰爭傷痛的中國畫成一片和平景象，也許那才是他心目中的中國。有一幅畫是槐多精心畫出的，有備知道他一連畫了好幾天——那是笨花村的全景，當時松山槐多就是坐在有備家大西屋房頂上畫笨花村的。槐多在畫面上記載的是：“昭和二十二年五月畫於兆州笨花村，這是我的小朋友向有備的村子。”當時向有備並沒有意識到他將要和槐多交朋友，但是槐多已經把他當作朋友了。有備每逢翻到這一頁，總要念上幾遍槐多寫下的這段文字。每次，當讀到“朋友”兩個字時，他都會想起松山槐多教過他的日語“朋友”，這時他就情不自禁地說出了“道莫塔其”。而在以前，當著松山槐多，他從沒有說過“道莫塔其”。

有備把“美”字縫在他的皮挎包上，有不認識這個標誌的人問他，這是個什麼標誌，有備不作回答，因為他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對誰都能說清的事。

５６

向武備在晉南接到父親向文成的信。

幾年前向武備離開笨花以後，夜行曉宿，終於來到他仰慕已久的“西北”——延安。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服從組織的需要，又東渡黃河，經歷了從部隊到地方，從地方到部隊，從山地到平原，從平原到山地的無數次轉換，最後“落”在太行和呂梁之間的晉南腹地，太嶽抗日根據地。接到家信的向武備，現在是太嶽區一個縣政府的領導人。現在的向武備，算得上是久經鍛鍊了，可這位久經鍛鍊的領導人，拿著這封寄自笨花的家信，雙手卻是顫抖不已。這顫抖，並不只因為家信的珍貴，而是緣於信封上那些古怪的難以辨認的字跡。武備知道，家信必是父親向文成書寫，他熟悉父親的筆體。可是為什麼父親單把這封信寫成如此模樣：字們似是而非，滿紙墨跡斑斑。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起向武備，他不知信中等待他的會是什麼。他不拆信，只把信平擺在炕桌上，觀察沉思良久。這位“小知識分子”出身的向武備，抗戰雖然給了他一身勇氣，面對這樣一封家信他卻躊躇不前了。

向武備經過一番躊躇，還是小心翼翼地拆開了信。如同信封一樣，信紙也是滿篇“塗鴉”。他從這些歪三扭四、模糊難辨的字裡行間，還是費力地讀懂了這信的內容：原來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先後失去了姑姑取燈和祖父向喜兩位親人。父親對家中變故的描述措詞嚴謹，語氣平和，唯恐這信落入敵人之手。但武備馬上就明晰了信中的一切。兩位親人的離去已經足以使武備悲痛萬分，然而更使他難過的，還是父親的字跡。難道這只是父親的悲痛所致？照往常，父親即使心有千頭萬緒，也會把字寫正確的。當今，父親更懂得書信往來的不易，就會更加重視每一個字的傳遞功能。往日父親給武備寫信，總是努力把字寫得“蠅頭小楷”一般。而這次，他似乎是沒有力量再去完成寫信這個簡單的書寫過程了。那麼，這是父親的眼睛所致。武備終於判斷出了父親這封“塗鴉”家書的因果。現在，兩位親人的離去，一位親人視力的消退，使向武備遭受的精神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