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可以關聯起來的事件則在更晚，即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登銅雀臺，命其子丕、植分別以銅雀臺為背景作《銅雀臺賦》，而曹植在此賦中有一句“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只不過曹植此間所指二喬，實為“二橋”，乃是通假之字，而事實上銅雀臺兩旁左有金鳳，右有冰井二臺，二橋正是主臺銅雀臺與之聯結之紐帶，此橋與彼“喬”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當然，我們可以順著杜牧的思維將事情連線起來，那就是：如果東風不遇，則曹兵百萬勢必難破；如果曹兵不破，則江東基業勢必難保；如果江東不保，則主戰派周瑜勢必身敗名裂；如果周瑜身敗，則其嬌妻小喬又焉能得以潔身……

好了，這是杜牧假設後的一種可能，其實可以想見的結果還有許多，但僅僅就這一種最直接、最簡單的推理，即便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推理，已足夠後來者在此基礎上想象馳騁了。於是，正是在杜牧這種假設的基礎上，幾百年後演化出了蘇軾蘇東坡的一篇《念奴嬌·赤壁》，在這裡，周瑜開始向英俊小生轉變，而小喬也僅僅是“初嫁了”。儘管有驚濤拍岸，儘管你亂石穿空，但在“羽扇綸巾”的周公瑾面前，曹孟德百萬大軍不過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在這裡，蘇軾受了杜牧之的影響。周瑜乃“周郎”，郎者，*倜儻，儒雅過人也。於是在《三國志·周瑜傳》中能歌善舞，精於劍術但同時又極其恢宏大度，豪氣沖天的中年統帥周公瑾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儒將”和“青年將領”。

再過幾百年後，當創作與想象的接力棒傳到小說家手中時，周郎的形象在蘇軾之倜儻、儒雅的表層下又加上了胸氣狹窄，度量不足，妒賢嫉能的成分。應該說，到這時，《演義》裡的周郎身上個人性格更鮮明瞭，但應該說這時的周郎已經遠非歷史上真實的那個周瑜周公瑾了。而這大約是善於想象的始作俑者杜牧所想象不到的。

從杜牧之詩到蘇軾之詞，再到羅貫中筆下的演義，周瑜的形象就這麼完成了他從歷史真實到藝術真實的轉變，可謂“亦真亦幻”是也。如果我們僅僅想滿足於藝術享受，大可不必追問“原來”與“如此”，而如果我們必欲瞭解事實真象，則萬萬不可輕信人言，鉚足勁，看史書去。

疾風勁草知復誰

唐太宗李世民文韜武略，治國有方，貞觀盛世更是千古佳話，輝耀千秋。然而，或許大多數讀者並不知道，太宗皇帝還是一位相當不錯的詩人。雖說其詩歌成就與他的文治武功實不足以並論，但這有限詩歌的特色卻是再明顯不過的。那就是，太宗之詩，非為詩而詩，而是為人而詩，為政而詩，尤其是在區別對待，團結使用一些老臣，名臣時，更是每每以短短一首小詩以巧破難，將一般人斷然難解的複雜局面瞬間理清，並以此來激勵、調動那些百戰功臣們的主動性、積極性，使之更好地為朝廷服務。

作為佐證，我們不妨試舉二例。

先說一首《悼魏徵》。

眾所周知，太宗之所以有貞觀偉業，與魏徵的犯顏直諫是分不開的。其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警言更是幫助太宗在很長一段時期保持了禮賢下士，耳聰目明的良好態勢。然而，這樣難得的賢臣卻並不能永久陪伴太宗左右。貞觀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徵久病不治，終於辭世。噩耗傳來，太宗悲痛欲絕，不僅親自到魏府弔孝，而且恩准魏徵陪葬昭陵，並親自撰寫了墓碑祭文。這可以說是封建社會中任何一位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哀榮了。然而，太宗對魏徵的悼念至此還沒有結束，魏徵下葬不久，他就又寫出一首詩來，傳喻群臣。詩曰：

勁條逢霜摧美質，臺星失位夭良臣。

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餘形無復人。

這就是有名的《悼魏徵》。詩的大意是：“強勁的樹枝被寒霜摧殘了，最得力的良臣巨星隕落了。我在雲臺上掩面而泣，卻只能看見你的畫像，而見不到你了。”

太宗對魏徵的真誠思念以及對魏徵的不二禮遇，使活著的大臣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太宗皇帝治下，做官做大官最好的途徑不是溜鬚拍馬，不是唯唯諾諾，不是鉤心鬥角，不是裙帶攀結，而是——魏徵已經說明了的一切。於是，以房玄齡、長孫無忌為首的臣子們多以魏徵為榜樣，在魏徵逝後，毫不猶豫地接過了他的傳統，而貞觀之治也並沒有因為它最重要的兩個締造者失去之一而半途而廢。

太宗“悼魏徵”，實為激群臣也。

再說一首《賜蕭瑀》。

蕭瑀者，南北朝時南朝梁氏皇室子弟，其長姐更是隋煬帝的皇后，但是他自己卻是唐高祖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