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偷偷”，是怕大陸的盜版者們發現，因此連這個訊息也嚴格保密。

但是，三個月後，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華東版發表了一則報道，臺灣版《山居筆記》已名列海外華文書排行榜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計這則報道看到的人不會太多，但心情開始緊張起來。誰料事隔一個多月，《山居筆記》又獲得了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的第一名。此獎由於歷史原因和評委陣容，在國際間備受關注，而我又是第二次獲得此獎，因此成了一個掩蓋不住的新聞，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華讀書報》在頭版以套紅標題發表了這個訊息。《中華讀書報》影響不小，我想這次是瞞不過盜版集團了。

此後，我聽到深夜的電話鈴聲就有點抖抖索索。但很長時間過去了，居然沒有那種電話，我鬆了一口氣。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訴我，他轉彎抹角地聽到一個傳聞，有一幫很想印行《山居筆記》的人見我態度僵硬，準備作一番“操作”，要我當心。

“無非像過去一樣盜版。但這次《山居筆記》連一個底本也沒有，那我就可以公開揭穿他們。”我說。

“你想得過於天真了。”這位朋友說，“我聽說他們準備花一二年時間組織人批判你的文章，讓大家對你嗤之以鼻，不相信還有人盜版你的書，而你也會在心煩意亂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時一切都好辦了。”

“可惜到那時盜版本也賣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國讀者最喜歡買被批判的書，這一點那幫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嚴峻。

他的嚴峻引發了我的嚴峻，我說：“文化畢竟是文化，先貶值後傾銷的手段，在文化領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訛傳訛，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參考。”朋友有點不悅。

北京的朋友走後，報刊間對我的批評確實多起來了，但仔細一看，有的批評很講道理，根本不像是盜版者組織的，我也就安心地繼續走南闖北去進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後來在旅途中經常聽各地朋友說，批評聲勢越來越猛。口氣也越來越激烈，而且還頻頻出現了與我的散文無關的種種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學術著作我的外語水平，我對電視的參與，我在某地的發言，有的報刊甚至公佈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時“上級”補貼的旅費數字，有的報刊則反駁，說我根本沒有外出過，是拿著一本地圖寫的……終於北京有一家報紙在評選全年文化大事時，我被評為“被批評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則來信調侃我：“罵餘秋雨，是當今文壇一大時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剛剛提到我的名字，便聽到了一片“噓”聲。卞先生與我只是一面之識，說起我也只是就文論文，他覺得這種情景有點不可思議。

綁來我在報紙上讀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說他經過了解，那些人『噓”我大多是因為我不接電話，架子大。他為我辯解，說老接電話就很難靜心寫作。

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為我歷來是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急速衝過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囑：“慢一點，別摔著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時間在外考察，接不到。但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點警覺：什麼？又是電話？什麼人在頻頻給我打電話？知道號碼又不知道我外出，卻如此惱怒，顯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們是誰？

南北報刊上也漸漸出現了一些理論詞彙，例如一個署名王強的人寫道：

餘秋雨放棄了最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

這無疑是對現代理性的反動。

區區幾篇散文，何至於此？

憊有更過火的。有一位先生在報刊上說，他曾寫文章批評過我對深圳文化的發言，而我則寫信給他傾訴難言苦衷，於是他乾脆把我的“雙重人格”揭露出來曝曝光。—這個設計要花些腦子，但設計者忘記了社會人心的急劇變化。即便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廣大讀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觀點呢，他們注意的只有一點：人傢俬信中的“難言苦衷”，怎麼能夠拿到報紙上公佈？

就在這時，在自貢的魏明倫先生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朗讀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餘秋雨既然能在傳媒間紅起來，那麼也能讓他在傳媒間毀掉……”，讀到這裡，魏明倫先生突然中止，說：“下面還有更難聽的呢，不讀了，不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