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快瘋掉了。

澳大利亞之行（1）

生活的瑣碎曾經讓楊揚不知所措，對於在專業訓練隊待了21年的楊揚，她知道這是舉國體制的大包大攬帶來的雙重結果，一方面她們不必為訓練以外的事操心，另一方面，這無意間也弱化了運動員退役之後在社會立足的資本。對於這把雙刃劍，楊揚在1999年的一次澳大利亞之行就有了深深的體會。

楊 瀾：長野冬奧會之後，你曾經去了澳大利亞一個月，當時是以什麼樣的理由去的？

楊 揚：我自己覺得很壓抑，另外訓練實在太苦了，幾堂課下來，現在可以回憶起來的就是，我整個人是跌跌撞撞出來的，然後在外面痛哭一場。沒有任何委屈，就是覺得很悶，就是覺得累得就好像只有用這種方式才可以解脫。

楊 瀾：那段生活給你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麼？

楊 揚：最大的改變就是自己重新認識了自己所從事的事業。

楊 瀾：怎麼重新認識了？

楊 揚：到那兒以後我看到了外國隊員是怎麼練的。他們起早貪黑，上冰是要自己花錢的，白天的價格很貴，只能上早上5點的冰或者晚上半夜的冰。對我來說，我當時正好白天在學英文，在學校上課，然後早晚去上冰，堅持下來的那一段時間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楊 瀾：所以你覺得他們好像練體育的目的更加單純一點。

楊 揚：我覺得我們的環境過於優越，像在蜜罐裡一樣，所以可能會讓很多運動員產生一種依賴心理，但實際上不光體育競爭殘酷，社會也是很殘酷的。我記得他們說你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危機感？為什麼你會有很多主動性？其實對於我來說，可能是性格造就的，我說我實際上目的很簡單，就是不想在退役之後四處去求人。

楊 瀾：你特別不願意求人？

楊 揚：特別不願意求人，包括我當運動員的時候一直在學英文，透過學習我才獲得了很多機會，國際奧委會也好，世界反興奮劑委員會也好，給了我這些平臺，有了這些平臺我走出去以後看到了更多的機會。

楊揚的危機感和提前準備終於讓她在幾年之後收穫了回報，國際奧委會婦女與體育委員會委員、世界反興奮劑委員會委員、中國奧委會委員、北京奧組委特聘專家、主持人，楊揚在這些身份間穿梭自如。透過學習楊揚獲得了這些機會，她也希望其他運動員擁有學習的機會。

楊 瀾：你做的工作很多。最受媒體關注的可能是運動員的慈善基金的這項工作，就是幫助更多的運動員能夠透過教育和培訓的機會，能夠找到融入社會的途徑。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過去我們說的舉國體制會給運動員帶來的一些比如說在教育程度方面的一些欠缺的話，你覺得有沒有怒其不爭的時候？

楊 揚：當然有。我記得我那個時候跟他們說，幫他們找些老師來學英文，因為我們有中國運動員教育基金，可以免費幫他們提供老師。他們跟我說，楊姐你跟教練說，安排在禮拜三下午，不要在禮拜四下午，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四下午休息。然後他們說如果要是安排在禮拜三下午我們就都去上，禮拜四下午就不去了，因為他們覺得佔用休息時間他們不幹。我當時特別氣憤。我說你們怎麼這麼想？就是說他們覺得如果佔用訓練時間來學習可以，但是佔用他們休息時間不行。

楊 瀾：這還是一個主動性的問題。

楊 揚：沒有主動性，對，而且一問他們對今後有什麼想法，我就覺得他們好像沒有我們那一代人有那麼大的危機感，因為我們那一代，包括我和小楊陽、王春露，可能家裡頭並沒有那麼多的溺愛，也都不是獨生子，所以都要考慮自己的今後，包括還要承擔一份家裡的責任。那麼現在這一代呢，可能更多是獨生子，就說反正不行的話，我媽會幫我當公務員。我說你知道公務員要幹嘛嗎？他們說不知道。很多想法我覺得可能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變化。

楊 瀾：我覺得其實你剛才說的有一點很重要：無論是在訓練的時候，還是走向社會的時候，人都需要有一種主動去安排自己生活的慾望。

楊 揚：主動去安排生活，主動去訓練，結果是不一樣的。

如今，退役之後的楊揚依然延續著自己在冰上世界的精彩，幾年前就開始一個人坐著飛機出席國際會議，這在中國運動員中是很少見的。美聯社對楊揚的評價是，她以大方平和的微笑面對公眾，能說一口流利得讓人吃驚的英語，代表著中國新一代體育明星的形象。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