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為背景的。也就是說，媒體界在面臨新形勢的過程中，也認識到國家需要轉變原來的對外戰略，而作為向整個輿論的說明材料，“國家利益論”開始逐漸崛起。我認為，作為誘因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蘇聯的解體重塑了國際政治的格局。在東亞，以蘇聯的威脅為前提而維持的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喪失了存在的基礎。中國在全球化的形勢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迅速發展，不斷加強地區和全球影響力。朝鮮在失去蘇聯的支援後，社會主義體制陷入困境，為了維持既有體制，以開發核武器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邊緣化外交”。在這些嶄新的外部安全環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認識日美安保體制成為迫切需要面對的政治課題。

另外，在“9？11事件”發生後，“反恐戰爭”等全球威脅不斷多元化的形勢下，冷戰時代以核威懾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關討論已經過時，“意識形態對立”格局全面終結。全球各地紛紛出現的民族、宗教紛爭、恐怖主義活動等新的安全威脅，引起了各國政府的密切關注。在這個時代，對和平的“創造”比傳統意義上的“維護”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這一時代主題的影響，圍繞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執政黨與在野黨陷入對立僵局，輿論則陷入分裂狀態。在需要對和平或安全問題展開新的討論的情況下，媒體有理由重新開始探討究竟什麼是“日本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