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國際協調外交”政策，稱其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2002年對外關係專家委員

會向小泉首相提出的《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中指出：“近年來日本外交優先考慮國際協調，而對於國家利益有所忽視”，並且強調說，“外交戰略的基礎應首先考慮國家利益”。

戰後日本外交真的沒有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嗎？追求國家利益與重視國際協調真的背道而馳嗎？充滿著反省與教訓的“戰前外交”究竟是如何制定並追求國家利益的？對日本國家利益的

考察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本章在分析近幾年來日本“國家利益論”崛起的基礎上，以日本歷任首相的施政方針演說為例，來解析一下戰前、戰後日本國家利益的內涵與變遷。

一、戰後國家利益論的“崛起”

一個國家的興衰，歸根結底取決於如何界定國家利益，並在此基礎上採取適當的手段予以實現。相反，如果不能正確界定自身的國家利益，國家註定會衰敗。戰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戰後，由於日本有深刻反省歷史的和平憲法的存在，被禁止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因此在世界舞臺上，日本的國家利益只能依靠國際協調來實現。

不過，冷戰結束後，有些媒體使用“追隨”、“迎合”、“軟弱”等詞語，來描述日本自戰後一直奉行的“國際協調外交”政策，稱其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2002年對外關係專家委員會向小泉首相提出的《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中指出：“近年來日本外交優先考慮國際協調，而對於國家利益有所忽視”，並且強調說，“外交戰略的基礎應首先考慮國家利益”。

戰後日本外交真的沒有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嗎？追求國家利益與重視國際協調真的背道而馳嗎？充滿著反省與教訓的“戰前外交”究竟是如何制定並追求國家利益的？對日本國家利益的考察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本章在分析近幾年來日本“國家利益論”崛起的基礎上，以日本歷任首相的施政方針演說為例，來解析一下戰前、戰後日本國家利益的內涵與變遷。

戰後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人根本不敢使用“國家利益”一詞。例如，蘆田、鳩山、岸、池田，這四位歷任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一次都沒有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為什麼？原因也許是戰前日本就是因受所謂的“國家利益”的影響才走向悲劇的。所以，在戰後初期，與“公”或“國家”相比，人們更加優先對待“私”或“個人”，同時重視人權和自由。但今天的日本政界或媒體界，人們卻頻繁地使用“國家利益”，甚至覺得缺了這個詞就不正常。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一演變的實際原因與背景。

在這裡，應首先弄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即對於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來說，最為重要的政治場所“國會”和對輿論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媒體”到底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使用“國家利益”一詞。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後國家利益論的“崛起”（2）

（1）日本國會如何看待“國家利益”

首先，雖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關於國家利益的談話，但整體上而言，直到佐藤榮作政府為止，在“二戰”後20年間，日本這一“主權國家”的最高政府領導人在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國會里講話的時候，幾乎沒有使用或提出過“國家利益”這一概念。

其次，一個明顯的轉折是，1971年，佐藤榮作首相在國會有關“國家利益”的發言達到50次之多。而這一年，他在國會包括總會、委員會等演說或問答的次數總共只有140次，也就是說其中提到“國家利益”的佔1/3以上。眾所周知，1971年的國際形勢對日本來說是“極具變化”的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上臺後，印度###“印度###”，即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編者注

形勢和中美關係發生了戲劇性變化，而在日美之間也展開了“沖繩是否歸還”的交涉。在這一年，日本週圍的政治、安全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佐藤首相關於國家利益的發言往往也針對時事，與沖繩歸還問題以及中國問題息息相關。在此之後，除了竹下、海部、宮澤、村山幾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

（3）日本國家利益論“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國家利益”的使用頻率雖然在國會看不到長期的增加趨勢，但在報紙上這一趨勢卻很明顯。事實上，1990年後和2000年後的增加都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