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對和平或安全問題展開新的討論的情況下，媒體有理由重新開始探討究竟什麼是“日本的國家利益”。

另一方面，東西兩大陣營對立的格局終結，推動了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漸推進的過程中，物品、資本等迅速、大量、跨國移動的趨勢日益明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們認識到，地區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從而促使東亞各國將相對劣勢產業的貿易保護政策，轉變為貿易互惠增進政策。國際經濟環境正在發生變化，有關對外經濟政策的討論正在升溫，這些因素也促進著“國家利益論”的升溫。

其次是在政治、經濟兩個領域日本國內形勢發生的變化。先談政治領域，1989年，幾乎在冷戰結束的同時，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長達60多年，迥異的社會、政治制度與形態混合存在的“昭和時代”宣告結束，而戰後始終主導日本政局的“55年體制”也在同年崩潰。此前，戰後日本國會關於憲法和安保問題的討論，始終處於意識形態化的“神學論爭”之中，直到自民黨與社會黨聯合執政的村山富市政權對日美安保和自衛隊採取容忍態度，冷靜而理性的國家利益論爭依然沒能展開。但海灣戰爭發生後，在聯合國的引導下，當世界各國間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國際協調機制進行深入思考之時，日本有關人士終於開始討論：“在國際社會，日本不僅要在經濟領域，也需要在政治領域積極作出貢獻。”

緊接著，伴隨冷戰的徹底終結，日本國內的意識形態化論爭也走向終結。由於日本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的推動，“安保政策”發生了比較大的轉變，國內政治格局也被重新調整，這樣一來原本趨於原則理論或形式主義的“安保論爭”變得更加靈活而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僵化”的國家利益討論，轉變為對日本週邊地區個別或具體威脅的討論。進入21世紀，在自民黨與民主黨兩大政黨制的趨勢逐步確立後，日本國會中的論爭也變得更加現實，“國家利益論”也將在此氛圍之下繼續進行下去。

此外，20世紀90年代，由於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在“失去的10年”這一經濟低迷時期持續的過程中，“終身僱用”、“年功序列”等日本企業經營模式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持續性經濟增長”已經無法保證，財富或新舊權益的再分配等問題也使日本輿論界觀點不一，有“代價”的自由化或市場開放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政策課題。面對“開放”這一趨勢，“國家利益”在日本得到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討論。比如，在關於WTO（世界貿易組織）或FTA的國內討論中，農業問題經常成為議論的焦點。但是，日本人越來越意識到，只優先考慮本國的農業保護政策，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或地區合作的潮流。如何區別判斷“國家整體的利益”與“國家區域性的利益”，對我們來說日益重要。

國家利益“論爭”

第二章 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外交

二、國家利益“論爭”

如前所述，日本國內圍繞著“國家利益”的論爭在升溫，而這種論爭究竟具有什麼特徵，又是如何展開的呢？

日本國內關於國家利益的論爭，首先產生於這樣一種爭論，即“國家利益”這一概念究竟是已有的還是嶄新的。這是日本在未能“消化”歷史遺留問題的情況下，受到新的國際環境衝擊而出現的政治現象，也恰恰解釋了為什麼日本在戰後始終未能像美國那樣落實國家利益的具體內涵或政策性探討。日本國家利益論爭的主要立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種立場被稱為“理想主義”，是本著對過去戰爭的反省以及對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警惕意識，“警告”追求國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並且有意“迴避”國家利益論爭的立場。這一立場比較頑固地認為，國家利益畢竟是“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國民”的利益，同時期待世界道義或輿論也介入其中。市###動或非政府組織等依然固執地堅持這一立場，類似思潮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種立場被稱為“現實主義”，認為戰後日本的外交過於關注國際協調，而忽略了國家利益，所以主張對內對外都應積極謀求日本的國家利益。這一立場透過“安慰”國民在內外形勢變化中感到的不滿或不安，獲得了一定的支援。雖然“追求國家利益”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有些民眾或媒體會趨於盲目主張本國的利益，而忽視甚至無視他國的利益，因此一味地採取“現實主義”的做法未必符合當今國際社會的大趨勢。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