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之後才開始出現並逐漸發展的。結合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不難看出，其中的動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佈，基層*進入法制化保障和制度化運作時期，由此形成的制度空間，既是國家透過*機制解決變革社會問題的空間，也是社會透過*機制表達利益、監督政府、維護權利的空間。其二，進入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不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孕育出日益獨立的社會和自主的個體，社會結構發生著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在不可避免地帶來諸多新的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政治參與。開發基層*是吸納政治參與、協調社會關係、化解利益緊張的最好途徑。其三，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論國家還是社會，在深刻反思了中國*發展的道路與路徑後，逐漸形成了一種共同的選擇——走漸進的*發展道路。而擴大基層*，是這種*發展的基本路徑。由此可見，國家與社會在基層*發展問題上的博弈關係得以出現的關鍵點在於，進入90年代之後，不論從哪個角度講，基層*都成為國家與社會的共同需求。只是各自的追求略有不同。對於國家來說，擴大基層*的基本目標有三：一是推進人民*；二是培育社會治理，彌補國家退場之後的基層社會治理真空；三是協調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保障政治與社會穩定。對於社會來說，其目標也有三：一是維護日益增長的個體權益；二是滿足不斷增長的政治參與；三是有效執行手中的*權利。實際上，國家的追求與社會的追求本質上並不矛盾，兩者有著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但是，由於邏輯的出發點不同，這種並不矛盾的追求無法完全糅合。國家追求的邏輯出發點是制度的*化，即基層*制度的*化；而社會追求的出發點是*的制度化，即基層*需求的制度化滿足。因而，國家力圖在制度範圍內擴大*，而社會力圖用制度不斷肯定和鞏固*的新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自然就形成了強大的制度創新動力。這種動力很快被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尤其為基層政府所吸收，成為基層政府推動政治體系改革試驗和制度創新的合法性基礎。於是，出現了超越《憲法》規定的鄉鎮長*這樣觸動根本的改革試驗。對於國家來說，其經濟與政治發展既需要這樣的制度創新動力，但同時也需要《憲法》制度的鞏固和政治大局的穩定，因而，把擴大基層*明確在特定的範圍內自然被視為一種穩妥的選擇。在這樣的選擇下，將延伸到基層政權的基層*回落到基層自治的空間，自然就成為國家對社會*需求的必然反應。

總之，擴大基層*是國家與社會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發點略有差異。基層*發展要在劃定的空間中同時滿足國家與社會的需求，關鍵在於深化基層*，其核心就是擴大基層*的自治性和參與性，即讓人民群眾能夠在這個空間以及這個空間所形成的*舞臺上充分行使其*的權利，實現當家作主。雖然基層政權的*執行不包括在基層*之中，但不斷深化的基層*必然會對基層政權的*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從而產生推動國家*整體成長的政治發展效應。所以，中國目前的基層*格局是：其空間在職代會、居委會和村委會，其主體就是人民群眾或者說是公民，其要求是*選舉、*決策、*管理與*監督，其效用在於自治、維權、公益、參與、協商和監督，其基礎是社會的發育和基層政權的*化和法制化，其觸及的領域有政黨、政府、社會、企業和團體。

公民協商與中國基層民主發展（3）

公民協商：擴大基層*的有效路徑

顯然，在中國社會，擴大基層*的本身就是深化基層*，使基層*制度有效執行起來，承載起其應該承載的使命。從國家與社會對基層*的期待來看，中國基層*發展要同時獲得國家與社會的支援，必然要保持4個規定性的有機統一，即群眾性、有序性、自治性與參與性。所以，基層*的深化，就必須深化這4個方面，並將其整合為推動基層*發展的動力。為此，基層*建設可以從多方面進行努力，其中就應該包括公民協商體系與機制的建設。相比較而言，公民協商對基層*建設和發展具有綜合性的效應，因為，公民協商本身就充分體現了*的群眾性、有序性、自治性和參與性。

實際上，在中國基層*中，不論是城市的居民委員會，還是農村的村民委員會以及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會議，本身都已經具備公民協商的機制與平臺。在城市，有居民會議，年滿18歲以上的居民都可參加居民會議，而且《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涉及全體居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