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列為必讀之書，並且說學習必始於讀經，然後再讀“禮”。《詩經》所收錄的作品上至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紀），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六世紀），儲存的作品有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大部分是各地民歌，只有一小部分是貴族的作品。“風”是指鄭、檜、秦、曹等各國的民間傳唱的歌謠，他們並不配樂，後來采詩者上呈掌管音樂的太師，由太師按音節音律整理，上奏天子；“雅”就是“正樂之歌”，分為“大雅”、“小雅”；“頌”就是天子、諸侯的祭祀用詩。《詩經》涉及的地域相當寬廣，東到山東，西至甘肅、陝西，南至江漢流域，北至河北、山西，基本涵蓋了這個中原地區。《詩經》是先秦儒家崇奉的主要經典，它倡導一種禮儀、重歷史的人生哲學，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方面又做出詩可以興、觀、群、怨的樣板，尤其被孔子所推崇，使之成為宣揚自己那一套思不出邪的思想，成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他說：年輕人該好好學習《詩經》，因為它可以培養人的想象力、觀察力，對如何交朋友、諷刺政治均有幫助，近者可以師父，遠者可以師君，從詩中還可以識的許多鳥獸草木之名；不學《詩經》便說不上像樣的話，就像面對牆壁而立。

《左傳》又名《左氏春秋》，相傳系左丘明的著作，但儒家學者把它列為孔子的著作。左丘明，春秋時期魯國人，雙目失明，曾任魯國太史。記錄了自魯隱公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於魯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前後共計二百六十九年。在這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作者筆觸縱橫捭闔，上自天子、諸侯、公卿、大夫，下至商賈、刺客、樂師、妻妾，大至諸侯角逐、爭王爭霸，小至婚喪嫁娶、出亡、築城、占卜，一一進行了接觸和記述，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充分展示了那個時代豐富的現實。《左傳》與孔子編著的《春秋》不同，在它裡面還展現了比較進步的民本思想，強調了人心與民心在###和軍事鬥爭中作用。但大部分思想與儒家思想一致，也被儒家奉為經典。

《論語》，一本較為完整儲存孔子思想與學說的經典。孔子畢生精力鼓吹的“仁”其實就是“愛人”，推己以及人的忠恕之道，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納入《周禮》的規範。對統治階級來說就是實行德政，實行寬惠政策：經濟上不要過分剝削，讓老百姓豐衣足食；政治上要重視教育和規勸。告誡統治階級過分的盤剝就會造成“不公”，殘酷的刑法就會讓老百姓感覺到“不安”，釀成天下大亂的局面。在世界觀上，孔子繼承了原始宗教的天命觀，把天視為自然和社會的主宰和人格化的神，認為大至社會###、四季交替，小至個人的生死，都是天命來決定的；在認識上，孔子強調有“生而知之”的聖人，但是更強調“學而知之”。他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在儒家的學術體系裡還有一個生活的戰國時期的人物，那就是孟子，它的代表著作就是《孟子》。孟子即孟軻，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幼時家境貧寒，曾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孫伋的學生。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並發展為仁政學說。他的思想的基本內容是：對知識分子要“尊賢使能”，讓“俊傑在位”；對於商人要減輕他們的負擔，免去負販商人的稅；對於種田人要恢復井田制，不要增加額外的賦稅；對於城市居民要免除住宅稅。仁政學說貫穿了一條民本主義的線索，提出了“民貴君輕”這一賦予民主性的精華，告誡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基礎，民心向背關係國家的興衰。孟子的仁政學說理論基礎是性善論，最高範疇是天。可惜，孟子的這些理論直到宋代才被儒家視為思想基礎，並尊稱孟子為“亞聖”。

孔子並不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論語》中的樣子，在他奉行“仁”的同時並沒有廢除殺人制度，公元前497年，孔子攝行魯國宰相一職，上任前他還說從政幹得好是用不著殺人的，可是上任不到七天他就命令殺死一位魯國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殺人的理由是“聚眾結社，鼓吹邪說，混淆是非”。可見，孔子要維持的是已經滅亡而且遠去的周王朝的“禮”，並不是要求社會進步的“禮”。西周末年，周宣王復辟成功，但周幽王的荒唐和淫亂無度導致周王室對社會秩序失控，最終導致周平王在公元前770年遷都洛陽，同時宣告周王朝的聯盟主地位的喪失，孔子作為周公封地上的貴族，一生沒有做過任何自己認為下賤的事，而一方面他親眼目睹了晉國貴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等八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