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之後，遷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龍里九曲巷十一號二樓。他與斯托揚諾維奇、佩爾林見了面，決定堅決摒棄無政府主義者。那兩位俄國人，這才終於找到了建黨物件。在陳獨秀的主持下，廣州成立了共產黨組織。書記先是由陳獨秀擔任，後來改由譚平山擔任。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斯托揚諾維奇、佩爾林也加入了這一組織。最初有黨員九人。後來，逐漸擴大。

另外，當陳獨秀由上海經香港去廣州時，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見。他們是香港政府“視學員”林昌熾、皇仁中學畢業生張仁道、小學教師李義寶。後來，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馬地黃泥涌蒙養小學校李義寶家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第五部分：響應周佛海其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很快由國內發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之中，出現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是所有共產主義小組中最小的一個——只有兩名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

施存統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鬧得沸沸揚揚，無法立足，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前往日本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絡，成立了日本小組。如他所回憶：“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至於那位周佛海，是謎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忽地變成中國國民黨的要員，最後又成為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顯宦。

在本書小引中，曾寫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楊淑慧幫助尋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這個謎一般的人物，究竟當初是怎樣走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的呢？一八九七年，周佛海降生於湖南沅水之側的沅陵縣。他家在沅水南岸，離縣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龍吟寺牆壁上，題了這麼一首詩：

登門把酒飲神龍，

拔劍狂歌氣似虹。

甘處中流攔巨浪，

恥居窮壑伴群峰。

怒濤滾滾山河杳，

落木蕭蕭宇宙空。

不盡沅江東逝水，

古今淘盡幾英雄。

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學記》一文，也寫及小小年紀的政治抱負：“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凱）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子某甲入閣，一下子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併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縣城，遠走高飛，去闖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運的騰飛點。他在《苦學記》中這麼敘述：“民國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七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著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著水退。那曉得我一生的命運，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鄔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父親早亡，周佛海告別老母遠行，做了一首詩：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

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

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

回首風塵裡，中原血正飛。

他頭一回出遠門，和兩個同學同行。三個人不會講一句日語，居然也從上海來到了日本。經過短期補習日語，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在那裡，他開始從雜誌上讀到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後，預科畢業，他分發到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

在風景如畫的鹿兒島，他在功課之餘，“專門只看社會主義的書籍”。他開始譯書，寫文章。“當時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