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費，大都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就這樣，他開始鑽研社會主義學說，開始跟梁啟超（即梁任公）、張東蓀有了聯絡。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十分詳細寫及他進入中國共產黨陣營的經過：“民國九年（引者注：一九二○年）夏天，決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進了。因為那時張敬堯督湘，我們的湘軍，群起驅張，戰事緊張，道路梗塞。……“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動身之前，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為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訊。我到了報館，他還沒有到。……後來東蓀來了，卻談得非常投機。他們當時組織‘共學社’，翻譯名著，請我也譯一本，我便擔任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譯書、看書外，便和幾個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個多星期，因為熱不可耐，仍舊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辦《新青年》鼓吹新思想，為當時的當局所忌，所以棄職來滬，《新青年》也移滬出版。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裡二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