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棠，而三個人都是北大的同期畢業生，因此附會流傳，遂有這種推想。實在我們在北大時，一些組織也沒有，除了譚平山參加過‘新潮’社，我和植棠，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廣東共產黨的誕生，跟《廣東群報》有著密切關係。這家報紙是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這“三駕馬車”辦起來的，創刊於一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創刊號上，刊登了陳獨秀的《敬告廣州青年》，這也表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跟陳獨秀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如此回憶道：“談起廣東共產黨的歷史，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它的機關報《廣東群報》，可是群報在創立當時，遠在共產黨成立之前。當我們在北大畢業的時候，我和平山幾個人便商議回廣東辦一個報館，當日辦報紙的動機，並不在於營〔贏〕利，我於報業是有經驗的，尤其在廣州辦報只有虧本。我們的動機也不在自我宣傳，那時我們剛在學校畢業，只想本其所學，在學校教書，根本並沒有政治欲。我們的動機的確在於介紹新文化……“我這個人除非不幹，一干便不會回頭，無論成敗，出了版再說，因此在千辛萬苦之中，終於出版。主持群報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個人，以經驗的關係，推我作總編輯，平山編新聞，植棠編副刊，這樣便宣告出版。”《廣東群報》出版了，在廣東產生了影響。至於廣東共產黨如何成立，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一文中這麼談及：“仲甫先生終於在滬上和俄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了，對於廣東，認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於是俄國便有兩個人以經營商業為名到了廣東。說也奇怪，那兩個俄國人當時首先在廣東往來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由於區聲白是研究無政府主義的，遂連帶和我們往來。那時廣東雖然粵軍回粵，內部的暗潮動盪不寧，在政治有胡漢民先生和陳炯明的磨〔摩〕擦。在軍事有許崇智先生和陳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組前的國民黨，既無組織，又無訓練，也無宣傳。我們覺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國前途殊可憂慮，兼之那時也震於列寧在蘇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關係，平山、植棠和我，遂贊成仲甫先生的主張，由我們三個人成立廣州共產黨，並開始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公開在廣州宣告成立。”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廣州，使廣州共產黨，亦即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士氣大振。

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陳北李”的“南陳”！那是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獨秀出現在廣州大東酒店。當天夜裡，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便趕到那裡，跟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共敘師生之情……陳獨秀此行，並非路過廣州，而是前往廣州赴任。

那是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再三敦請陳獨秀，他終於離滬南下，到這裡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在一九二○年二月，陳獨秀從北京經天津來到上海，原先便是準備去廣州的。那是為了去廣州籌辦西南大學。後來，章士釗、汪精衛從廣州來滬，說校址設滬，不必去粵。西南大學沒有辦成，陳獨秀在上海滯留了十個月。正是在這十個月中，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陳炯明久慕陳獨秀大名。此時的陳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電邀陳獨秀南下，自然也是為了裝潢他的革命門面。陳獨秀呢，也看中廣州一片革命氣氛。特別是在這年十月二十九日，陳炯明率粵軍打敗桂軍，佔領廣州，孫中山也離滬赴粵，在那裡重組軍政府。這樣，陳獨秀決心離滬赴粵。離滬前，陳獨秀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交給了李漢俊，把《新青年》編輯部交給了陳望道。離滬那天——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胡適、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情已佈置了當。《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不料，胡適見信，大為不悅。胡適本來就已不滿於《新青年》向“左”轉。陳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後，又“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去，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二十五卷，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胡適終於“看不過，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他致函李大釗、魯迅說道，“《新青年》在北京編輯，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點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裡”。胡適所說的“素不相識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陳望道。《新青年》編輯部分化了。陳望道仍把《新青年》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來編輯。

胡適與《新青年》分道揚鑣了。陳獨秀來到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