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牘二《答藩伯施恆齋》）居正當日的處境，我們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學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動亂底當中，他們談不到幹濟。相傳徐階致仕以後，春芳長嘆一聲：“徐公致仕了，我說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說。

“只有這樣，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說。

據說因此春芳連上三疏，請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事情也許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對於當時的朝政，委實十分地憂慮。後來他也說“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書牘十《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他真不料到在這個困難中，“一起而振”的抱負只存在自己底腔子裡。當他看到這幾位雍容進退的大臣時，他會想起孔子底議論：“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過激，他只覺得處在有責任的地位，應當把責任切實負起來。孔子又曾經提起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居正當然記得《朱嘉《集註》“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猛獸從籠子裡出來，寶貝在櫃子裡毀掉，這都是負責任者底罪過。居正慨然地感覺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當時第一重責任，便是國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戰時體制，國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戰線上，永遠脫離不了戰爭底威脅；憂國的大臣，當然也抱定國防第一的方略。萬曆三年，北邊的大局，已經漸漸地穩定，居正還說“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馳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書牘七《答吳環洲淪邊臣任事》）那麼在隆慶初元，他對於邊境的優慮，當然更可知。他底方針，是先行整理邊防的佈置，隨時再作出擊的計劃。

從明朝初年直到張居正時代，最大的敵人只是北方的韃靼。明朝對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築北方的邊牆，這是有名的萬里長城，當時的國防工事。在長城以內設有九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用現在的術語，便是九個軍區，居正所謂“神遊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帶，敵人底勢力比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鎮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內長城以內，也還安定。吃緊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四鎮。嘉靖二十九年，設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一員，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一員，簡稱薊遼總督，宣大總督。這是北京的左、右兩翼，拱衛國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為薊遼總督、宣大總督；總督入京，便是兵部尚書；有時特任兵部尚書，出為總督。從一切的體制裡，都看出對於薊遼、宣大的重視，四鎮之中，最吃緊的還是薊州。

最初，遼東還沒有受到外來底威脅以前，這裡距離韃靼的中心還遠，所以不十分吃緊，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險可守，所以最危險的還是薊州。自從放棄三衛以後，北京東北直至山海關，中國和韃靼的交界，只剩一條邊牆，敵人可以隨時從喜峰口、黃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敵人入境以後，他們可以隨時包圍北京，薊遼總督只能在外線掙扎。情勢真是最危險了，所以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上言“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臂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成，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借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應節三計，上策是戰略的大成功，恢復大寧以後，東北的國防線縮短，東西聲息相通，北京的外圍，增加幾重的保障。但是自從成祖放棄大寧，整個的明朝就沒有恢復三衛的決心。於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薊州。

嘉靖年間，楊博早看到薊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楊博上疏：“今九邊薊鎮為重，請飭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他看定當時沒有大舉進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張堅守。隆慶五年，楊博再起，任兵部尚書的時候，他說：“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實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鬥，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眾，以為當守牆無疑。”他和劉應節底議論，都是隆慶五年的議論。那時薊州已經有一番佈置，中國和韃靼，也暫時維持和平的局勢。

隆慶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底中部。同時土蠻進犯薊鎮，掠昌黎、盧龍，直至灤河。整個的北京又陷入戰爭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嚴。穆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