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成湯，歌頌秦始皇，歌頌明太祖。他曾說過：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變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餘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從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慶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這一段是隆慶二年以後寫的了，或許是和《陳六事疏》同時或略後。在這一段時間裡，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湯，他自己也準備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陳六事疏》，和《論政事疏》一樣，沒有達到應有的希望。事情再簡單沒有，穆宗不是成湯，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連帶不是世宗，他只是一個寬厚的君主，談不上“總攬乾綱，獨運威福”。當然，居正顯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於謙的故事。那時只要有一個負責的大臣，國家一樣地可以轉危為安，但是隆慶二年，整個的國家，在粉飾太平的當中，皇帝對於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樣的信任，而且內閣還有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臣，一切的大權也輪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還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硃批“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二十個字。

成效不能說是沒有的。都御史王廷復振紀綱，重詔令二事，分為八條。戶部尚書馬森議固邦本事，言財用之當經理者十條。兵部尚書霍冀議飭武備事，一議兵，二議將，三議團練鄉兵，四議守城堡，五議整飭京營；又奏請親臨大閱。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成績，這便是省議論。隆慶二年八月以後，議論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屢次說過：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書牘一《答中丞梁鳴泉》）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芬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同卷《答御史顧公曰唯》）

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羅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書楊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來從嘉靖末年起，內閣裡面，種下鬥爭的種子，許多議論發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這是事實。現在高拱去了，徐階去了，吏部尚書有老成練達的楊博，內閣首輔有寬和沈靜的李春芳。一切的風波平定下來。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停止，到隆慶三年的秋天，風波又起，以後波濤洶湧，直到隆慶六年的秋天。隆慶四年，居正曾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