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將身家性命已完全託付給美國的越南人，將要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時，我們這些為數極少的幸運者卻憑藉著藍皮的護照，毫無危險地遠走高飛了。一個本應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將淪陷於一種單調、毫無生氣、受到控制的社會生活中。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們對朝鮮的承諾，曾經阻止了共產黨人公開地跨越邊境，在越南取得反對共產黨人的勝利，也會對阻止所謂的解放戰爭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當時的新聞記者中，戴維·哈伯斯塔姆的這番鷹派的言論，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觀點。

九月二十五日，這是我啟程去西貢的前夕，CBS的報道人哈里·裡森納問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們的援助下……在戰場上贏得戰爭，而在西貢輸掉它？”我回答說：目前要做出估價是非常困難的。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周裡，政府的行動一直在針對不穩定的局勢。完全可能，他們已經疏遠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齊心合力地與越共戰鬥，否則越共是絕不會被擊敗的。

我繼續說道：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這是至關重要的。戰爭的勝利與否將取決於他們自己。我們可以提供顧問和援助，但是，只有他們才是最後結果的承擔者，而目前還有待於觀察的是，他們將如何進行這場戰爭。

實踐證明，這番話語的確起到了預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員們注意此行的目的：對南越反對越共的軍力進行考察，並對其是否獲勝的前景做出估價。如果前景並不樂觀，我們就必須問到這樣的問題，即南越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而美國又怎樣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動？

我對他們說，按照我的想法，在我們能夠提出建議之前，我們必須回答某些特殊的問題：·如何解釋那些報告中軍事進展和政治穩定性之間矛盾的地方？何種說法是正確的？

·學生、軍隊、政府人員和普通民眾對吳庭豔的反對，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這種對抗在繼續加深嗎？

·誰在政治上控制了農村地區的村莊？我們將對此進行何種方式的判斷，並且，我們對我們的判斷會有信心嗎？

·假如吳庭豔和吳庭儒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發生了變化呢？如何對他們之間目前的關係與他們之間過去的關係進行比較呢？

·吳庭豔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權力嗎？南越權力基礎中的關鍵因素已經離開了他嗎？

·如果吳庭豔仍然大權在握，軍事上的努力會取得成功，還是會越變越糟？

·如果我們做出結論，吳庭豔將會改弦更張，那麼，我們都有什麼樣的手段——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來促使他這樣做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最為廣泛的基礎上，詳細地分析各種意見和看法，這包括：所有職位上的南越官兵們，所有職位上的美國官兵們，新聞界人士，外國大使，南越，法國和美國的商人和勞工領袖，國際控制委員會的成員，學術界人士，天主教神職人員。我指示，我們將於每天早晨碰頭交換意見，並將在對華盛頓的彙報上採用唯一的報告系統，每天統一彙報的電文中，將列舉觀點中的分歧，如有反對的意見的話，將會在給總統的報告中特別註明的。

在為期十天的逗留期間，我們實際上週遊了南越的每一個行動區，舉行了幾十次會議。我發覺，在我親自參加的三次訪談中，我受到了特別的啟發和震動。

九月二十六日，我會見了P·J·霍尼，一位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講師，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越南語，並且與南、北越的領導人均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他的評論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這是因為，他具有很強的文化背景知識，並且他以前曾經是吳庭豔的支持者。

在我們討論期間，P·J·霍尼說道，幾個星期之前當他剛到達西貢時，他相信美國總是可以設法與吳庭豔共同相處的，而試圖改變這種現狀則是極為危險的。然而，目前他已改變了看法。在過去的三年中，吳庭豔衰老得極快，以致於有些反應遲鈍了。吳庭豔公開地指責著一切，既包括軍隊也涉及市民們。他對佛教人士的襲擊已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震動。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霍尼認識到，要想使這一統治自由化，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