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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鬥爭進展的情況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在這次任務中，你應當儘可能花費最多的時間，對西貢和戰場上的情況進行徹底的視察。

當他將這些指示交給我時，總統補充道，他認為，我有必要與吳庭豔會見兩次，並且，如果根據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判斷，改革和變化對於贏得戰爭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麼，我就應該以這一結論對他施加強大的壓力。

約翰·F·肯尼迪將此信視為一種對我的指導，也將它作為一份檔案，以便於我能出示給他人並說：“這是總統希望做的事情。”然而，華盛頓的那些反吳庭豔活動者們仍在進行重新展開反駁的行動。揹著麥喬治·邦迪和我，在閱讀了總統給我的指示後，小羅傑·希爾斯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寫道：尊敬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借邁克爾·福里斯特爾的安全之手傳送這一資訊。

……我感覺到，改變原有看法、贊成我們觀點（即，必須用軍事政變除掉吳庭豔）的人數，正在與日俱增。只要你和我們分別在西貢和國務院堅持我們的主張，其他人也會站到我們一邊的。就像邁克爾·福里斯特爾將告訴你的那樣，一群堅定的夥伴正在這裡遠遠地支援著你……約翰·F·肯尼迪總統給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羅傑·希爾斯曼透過後門渠道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標誌我們政府為期一個月的猶豫不決已經結束，在這一期間，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日益惡化的重要問題，迫切地需要我們做出決定性的行動。在認可反對吳庭豔的政變之前，我們在面對越南的根本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勇氣，最終導致了他的垮臺，然而，在他被撤換之後，我們仍然忽視了這些問題的解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過失：·我應當對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強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辯論。例如，與吳庭豔在一起，我們能夠贏得勝利嗎？如果不能，那麼，能否以一位與我們合作更好的人來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考慮，與吳庭儒和法國一起合作，實現中立化的目標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問題，即南越的政治危機已使美國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從而選擇撤離呢？

·馬克斯威爾·泰勒沒有對那些不斷傳來的報告中的分歧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這些分歧表現了人們對南越軍事形勢的進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臘斯克——最無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為美國工作著——失誤於對國務院的嚴格管理，以及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監督。他也未堅決地參與總統召開的會議。

·而總統——我對他的責備最少，因為，他必須處理一大堆別的問題，範圍包括從公民權利的紛爭到就“禁止核試驗條約”獲得國會的批准——的失誤則在於，沒有將美國政府中的各個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們能夠齊心協力。面對這一弊端重重的環境，他的優柔寡斷持續了太長的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政府內還無發生此事的話，那麼在新聞界，對中立化和撤離的贊成和反對卻早已引起了辯論。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報刊專欄作者沃爾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賴斯頓提出了應當考慮中立化的建議，然而，新聞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卻反對這兩種選擇，在六十年代早期，他從南越向《紐約時報》發回訊息，並激烈地抨擊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這樣寫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選擇而言，其情況與一九六一年他們面臨的事情完全相同；它們並無不同之處，並不能提起人們的興趣，同樣猶如一個可怕的噩夢。

首先，大量的言論已談到了一箇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當前的形勢下，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中立化當然並不是天方夜譚，瑞士、奧地利、印度，或者說甚至寮國，都已實現了這一目標——這些國家利用這種方式聲稱：在冷戰期間，它們既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戰場，也不願加入交戰的任何一方。越南邁向中立的第一步，將是撤離國內所有的美國軍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國的軍事援助；這將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產黨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組織的力量，從容地佔據這個國家——或許為六個月的時間，也可能需要兩年。他們會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並且，如果河內願意向我們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將成為美國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徑。

那麼撤離的說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過奉獻的美國人中，幾乎無人會對此想法感到興趣。這一觀點也意味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