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極為明顯的——例如，對日本來說——美國的脫身及對共產黨人統治的認可，將會嚴重地影響人們的信心。廣而言之，任何一個在未來受到共產黨人威脅的國家，也無疑會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將會對他們負責到底。甚至，從理論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遠的地區，這一情況也有可能會出現的。

我之所以廣徵博引了我的備忘錄，這是基於兩點理由：為了表明，對於選擇我們的現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離——我們的分析和討論竟是如此的膚淺和有限度；並且，也為了闡明，對於美國和西方的安全來說，東南亞的喪失將產生嚴重的後果，目前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面前，無論就其緊迫性還是其詳細程度而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備忘錄強化了總統早已持有的立常由於我們訓練戰略在幾個月前，已表現出失敗跡象，我們的態度也開始幾乎難以察覺到地逐漸傾斜——到了直接運用美軍作戰部隊解決問題的立場上。我們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為我們的擔憂正在不斷地增加——事後來看，極為明顯，這是一種誇大了的恐懼——擔心如果我們不依此行事，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然而，我們並未就某些重要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這包括：從最遠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種型別的美軍部隊？我們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說，如果我們提供軍事部隊，那麼，在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以及人員的傷亡上，我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的確，這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被嚴格地審查過。

一個深不可測、變化多端的深淵，就在我們的腳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進行更為激烈行動的建議。他們聲稱，總統在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273號中已無條件地指出，“要確保……在南越取得勝利。”事實並非如此，總統肯定不會不顧及人員傷亡的代價。聯席會議的成員們繼續說，“為了取得勝利，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是，美國必須準備拋棄眾多的自我設定的限制，因為它們目前已束縛了我們的手腳，並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儘管，這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價究竟是多少呢？這一備忘錄並未回答，並且，在以後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備忘錄也從未回答這些軍事上的關鍵問題。

總統、他的顧問人員和我，也像聯席會議的成員們一樣，忽視了這一問題，這是不能原諒的。我們的職位要求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儘管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沒有主動提到這些問題，而我們卻應該要求他們做出回答。小布魯斯·B·帕爾默上將於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擔任了軍長的職務，後來又成為駐越軍援司令部的副司令，並於一九六八年成為了陸軍副參謀長，他後來寫道：“在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向總統或國防部長指出過，我們正在實施的戰略方案或許會遭到失敗，以及，美國將無力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認為，這一批評的確合情合理，但是，我們——他們的非軍方上級——也犯有同樣的失誤，即沒有強迫他們做出這樣的估價。

為什麼我們忽略了提出的這些疑問，並找出它們的答案呢？我將還會更為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但是，現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們當時還承擔了許多的責任與義務，這也成為我們失敗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不穩定，以及蘇聯對歐洲的威脅，這些都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佔用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也沒有一個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班子，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越南的危機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需要處理的事務，它只是我們盤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們在目標上也缺乏靈活和可變性，並且，我們從未對那些與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們就像一位內心充滿了煩惱、肩背重負的行者，手裡卻攥著一張只標明瞭一條路的地圖。渴望前進的強烈動機驅使著我們不停地前進著，卻從未停下來去進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別的途徑是否也會通向我們的目的地。

在備忘錄中，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也指出：“我們與南越人正在按敵人的標準進行著這場戰爭，”並且，“痛苦地受到了我們自己設定的限制的約束。”這些限制包括“將戰爭保持在南越的邊境之內，”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軍的作戰部隊。”他們建議，我們應當放寬對戰爭的限制，這包括：使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從訓練南越人轉移到使用美軍的戰鬥部隊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區裡，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