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南越進行戰爭的物質資源——包括美國提供的訓練援助和裝備物資——已經到位了，但是，他們同樣認為，南越必不可少的領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現。然而，他們還認為，儘管形勢已極為嚴重，但其絕非已無法挽救。

為了加強越南人的實力，保羅·D·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個計劃，打算擴大秘密行動的規模。這也是對我早先要求的答覆。以後，主管審查這類計劃的聯合機構303委員會也批准了該計劃。隨後，在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A·麥科恩和我的建議下，總統批准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試驗性計劃，將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該計劃旨在使北越確信，停止對南越的入侵也將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來，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竟是如此的荒謬，以致於我們做出了毫無價值的努力——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後，對於新聞界，我的談話還是稍有保留的。在戰爭期間，或許，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幾乎無法保證自己的坦率和誠實。我認識到，令人失望的評論不僅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支援的人們（南越人），也會使我們企圖戰勝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這是一個極為深奧、而又難以忍受的倫理道德的兩難窘境：在戰爭和危機時期，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徹底的坦誠，而又不使敵人受到絲毫的鼓舞和寬慰？

總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兩次採訪中，我是這樣說的：“我們注意到，越共的活動已極為明顯地增加了”（這是真實的）；但是，然後我又補充道，“我們考察了南越的計劃，並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將會獲得成功”（這充其量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在對總統的報告中，我的看法則是極為坦率和沮喪的，“局勢極為糟糕，”我告訴他，並預言道，“除非在隨後的兩到三個月中出現逆轉，否則，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實現中立化已是最佳結果了，而更為可能的則是，共產黨人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

我告訴他，無論是吳庭豔的繼承者，還是美方人員中都存在著問題。南越的將軍們均無執政的才能，他們明爭暗鬥、內訌不斷，在戰場上卻仍在節節敗退。反對政變的人曾擔心出現這種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這種結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美方人員則缺乏統一的領導，他們很少交流資訊，猶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我嚴厲地指責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評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失職。實際上，他從不與保羅·D·哈金斯進行接觸，並獨自把持了從華盛頓發來的重要電報，拒絕讓對方看到電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來指揮一次綜合性的行動，而美國在南越的人員正處於此類行動中。我補充道，迪安·臘斯克、約翰·A·麥科恩也與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們都打算幫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聽勸阻。不管怎麼說，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擔任著大使的職務。

我們返回華盛頓不久後，總統收到了一份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蒙大拿州的民主黨人）提交的備忘錄，該檔案建議，美國應謀求建立一箇中立的東南亞——既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國人的控制，這可透過某種形式的停戰或其他的方法來實現。總統要求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此方案做出反應。

我們三人一致認為，邁克·曼斯菲爾德的方案將會導致南越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並會對美國和西方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我呈述了當時美國最高層文武官員們的基本看法：在東南亞，寮國將幾乎肯定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會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而實際上，則接受共產黨人的統治。泰國所做出的姿態將會更加搖擺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亞騷擾的馬來西亞也會做出相同姿態。甚至，緬甸也會將這種局勢的發展視為一種清楚的標誌，即，這一地區目前將只能完全地納入共產主義陣營之中（這也將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後果）。

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對泰國持有堅定的立場，即使馬來西亞也做出堅定的姿態，即使諸如法國之類相距遙遠、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援“中立”的概念，但一個真正“中立”的東南亞，似乎仍無可能出現於事態的這種發展中。

在其它亞洲國家、以及在其它地區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國家的眼裡，南越將不僅是對美國堅定性的一種考驗，而且也是對美國處理“民族解放戰爭”能力的一種特殊考驗。就亞洲範圍而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