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參謀人員的建議相反的決定。”

我繼續說道：“憲法規定當軍事統帥進行軍事決策時，軍事部門以外的其它部門也應參與行動。當然那就是我們正在做的。這與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是否有信心沒有任何關係。如果我們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信心，他們就不會是參謀長了。”

從這時起，會議轉向白熱化。從我和斯特羅姆·瑟蒙德參議員的交鋒可看出當時聽證室裡不斷上升的緊張氣氛。

“部長先生，我對您的話感到異常失望。我認為它會令共產主義者們感到欣慰。這是對共產主義退讓的言論，這是一種失敗的言論。”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這個聽證委員會面前，沒有一個與會者……（他）曾說過，批准那五十七個目標……就會對縮短戰爭程序有任何重大影響。”

在持續了整整一天的漫長、嚴酷的聽證會即將結束時，我做了一個總結性的發言。這是一個呼籲理智的發言。

在越南南方進行的悲劇性的、長期懸而未決的衝突，使利用某種新的空中行動對北越實施打擊成為頗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雖然這種期望很誘人，在我看來它完全是幻想，追尋這樣一個目標，不僅是無益的，還會給我們的國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無法預料的危險。

小組委員會最後一致透過了一份報告。報告嚴厲譴責了我在戰爭決策上的獨斷專行。宣稱“謹慎地控制和對可選擇區域的限制性規定，已使我國空中打擊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戰果。”參議員們總結道：“我們不能問心無愧地要求我們的地面部隊繼續他們在南越的戰鬥。除非我們準備用我們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來強化我們對北越的空中打擊……理智和審慎的思考要求關於戰爭的決定應與專業軍事人員的判斷保持一致。”

聽證會後不久，就有傳言說我的證詞幾乎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引發了一次“起義”。幾年以後，一位報界人士馬克·佩裡寫道，在我參加聽證會後，厄爾·G·“巴斯”·惠勒招集了一次參謀長們的會議，在會上，他們決定全體辭職。海軍陸戰隊司令小華萊士·M·格林上將和海軍作戰參謀托馬斯·H·穆勒上將很快否認了這一報導，我對此也表示懷疑。

但巨大的分歧確實造成了我們的分裂，它們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也付出了代價。厄爾·G·“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經受了嚴重的心臟病的打擊，這是最終導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爾·G·“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崗位，在私下的會議或公開的聽證會上提出他的意見，他的態度是直率的，但並不具有煽動性和對抗性，正如他在約翰·斯坦尼斯聽證會上所表現的那樣。曾與我共事達七年之久的所有高階軍事指揮官也都一如既往，繼續為他們的國家和統帥忠誠地服務。

在這段時期，總統顧問班子中關於越南問題的分歧不斷加深，這從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給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兩個材料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爾姆斯送給總統一份他個人對轟炸效果所進行的評估報告。報告指出：自從一九六七年三月以來，我們每個月對北越出動一萬架次的飛機進行轟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儘管有這樣大幅度的升級，“儘管河內面臨不斷增加的困難、經濟損失和由於我方提高空中打擊而造成的管理和後勤方面的大量問題。他們仍然能夠滿足自身需要，同時繼續支援他們對南方的侵犯，實際上軍事和經濟物資的運輸量還在不斷增加。”

兩週後，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給總統一份附有三十三頁報告的特別備忘錄，這份檔案最近剛剛被解密。備忘錄中提醒總統：“附加的檔案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當人們知道它的存在時，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給您。”備忘錄裡寫道：由於我們在越南的捲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職責之一是考察會出現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國家評價辦公室，我請教了一位經驗豐富的情報分析專家，試圖闡明美國在這場衝突中的利害關係。

他選擇的回答方式是寫了一篇題為《在越南失利的含義》的文章。我相信你會發現它很有意思。這份材料沒有給也不打算給任何其他政府官員看。

在沒有指出理由的情況下，作者諮詢了他所在部門的三十個或更多的人。他們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就這樣一個困難的題目而言，文章表明瞭在這些被諮詢的人中，其看法比預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將在此強調一下，這篇文章並不試圖辯論現在是否應該結束或繼續戰爭，我們也不是失敗主義者。它僅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