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籲恢復並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後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援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儘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機嘗油庫及兵工廠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於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於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後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裡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是否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種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準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B·約翰遜總統彙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後，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幾個渠道的接觸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瞭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並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瞭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B·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復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復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於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並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訊號。迪安·臘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籲嚴格控制轟炸計劃，要嚴於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儘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援。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復轟炸，並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後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復轟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援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萬人”。

聖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寮國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資訊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確實使得林登·B·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後來評論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

在需要謹慎和機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遊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劃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