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感

在本章的開頭提到了謙虛地美德，現在講到勤勉帶來的美德，這些不都是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恢復的精神嗎？

近代以來，特別是戰後，勞動者個行為的意義和價值有點過於“唯物”了。勞動最大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物質上的豐富，所以，我們習慣於認為所謂工作，就是提供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換取相應報酬的手段。

從中理所當然產生一種想法，即：因為勞動是為了獲得金錢而不是不得不從事的苦差事，所以儘可能輕鬆的賺到更多的錢，大家認為這種想法是“合理的”。這樣的勞動觀在日本社會廣泛蔓延，甚至也滲透到教育領域中。

但是，教育界人士與成長期的孩子人格形成息息相關，他們指導和幫助孩子們的人格成長。正因為如此，教師職業道德超越了單純勞動的範圍，教師是須以自己的完全人格面對學生的令人尊敬的職業，亦即神聖的職業。

但是現在，教師們自己拋棄了這種自豪感，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勞動者，為了從事傳授知識的勞動，而把自己的實踐切開零售，以便獲取等價值的報酬。他們貶低自己的地位，從而逐步喪失了作為教職人員的自尊和真摯感。我總以為，現在，象徵教育荒廢的課堂教學無法繼續進行等問題的間接原因就在這裡。

儘管如此，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以前，我們還是具備了不厭惡工作的勤勉精神。但是，一旦遭到歐美批判日本人勞動過度、應該更多的游完以後，日本國內官民一起連忙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娛樂時間。

經歷了熱心工作好像是犯罪時代以後，勤勉的美德降至非常低的地位。我不像否定把業餘時間用來娛樂的歐美派的勞動方式，但是我認為，無批判的接受、輕視勞動價值的行為是大錯特錯的。

同樣，把勞動當作只是為了獲取生活所需要食糧的物質手段也是錯誤的勞動還有我一紀念館說過的磨練心智、鍛鍊人格等精神方面的意義。原本在日本、或者在東洋，勞動所具備的精神性——將勞動作為磨練人格的手段——早就牢固的存在著。

統治戰後日本的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曾在關於遠東政策的議會證言中說到日本人的勞動觀。他說日本所擁有的勞動力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不遜色於其他國家，日本的勞動者認為工作比遊玩更幸福，也就是說他們找到了“勞動尊嚴”。

我們日本人曾經到了勞動的深刻含義和價值，甚至勤勉努力態度與自豪感和生存的意義一脈相通，並能創造豐富的內心世界，甚至也從勞動中體會到人生的意義。

勞動時所感受到的精神的愉悅，在單純勞動中加進自己的創意機巧，使工作更愉悅、不是被他人強制的“被動工作”，而是自己成為勞動行為主體，這些精神我們確實曾經擁有。

曾經擁有，卻又喪失殆盡。難道我們不應該再次審視日本人勞動觀的意義嗎？

人在工作中成長起來。為了提高自身修養、豐富內心而專心致志於工作。這樣，就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美好。

第四章　以利他之心生活

託缽化緣遇溫暖

1997年9月，我在京都得一個名叫圓福寺的寺院得度，被賜法號“大和”。原計劃6月出家，可能在這之前的體驗中，被診斷為癌症，於是，匆忙進行了手術。術後兩個多月過去，身體還未完全康復，9月7日，我以俗家之身加入佛門。

兩個多月以後，我入寺廟進行了短期修行。也許因為大病初癒，修行相當艱苦，但我且經歷了今生難以忘懷的事情。

初冬飢寒之時，我頭帶著竹斗笠，身著青布袈裟，裸腳穿草鞋，站在每家每戶門前誦經、請求佈施。託缽化緣對我這病後軀實在是一種極為艱苦之事，而從草鞋裡露出來的腳趾頭被瀝青劃破滲出了血。我強忍著疼痛行走了大半天，身體像用久的破抹布一樣，累得幾乎要散架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堅持和前輩修行僧一起化緣了好幾個小時。黃昏時，我拖著筋疲力盡的身體、邁著沉重的腳步走在返回寺廟的路上，路過一個公園時發生了一件事。正在打掃公園身著工作服的老婆婆注意到我們一行人，她一隻手拿著掃帚一路小跑過來到我們跟前，向我的行囊裡丟進了500日元的硬幣。

這一瞬間，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動貫穿我的全身，心裡頓時充滿了難以名狀的幸福感。

雖然她看上去生活並不富裕，卻絲毫不遲疑、也不見絲毫傲慢的給了我這一介修行僧500日元。她新鮮和純真的美好心靈，是我在迄今為止的六十五年裡從未感受到的。透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