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特殊事件靈敏的感悟力似乎不太合拍，這也正體現出他“抽象、具象思維俱佳”的超強能力，使他的經濟學既令人矚目又撲朔迷離。與他同時代的庫爾特·辛格曾這樣回憶：“從手勢、眼睛和語言看……他像一隻鳥，非常輕盈靈巧，在高空中反覆盤旋畫出一道道弧線，有時卻突然從天而降，一下子準確地捕捉到某一事實和想法。”他的經濟學同行經常痛斥他把抽象事物和具體事物混作一團，約瑟夫·熊彼特批駁他：“披著一般科學真理的外衣，提供的一些建議只適用於特殊歷史時期的緊要關頭。”在熊彼特看來，凱恩斯構建的是“他頭腦中自己設想的特殊情況，然而在解釋時卻狡猾地把它們推廣到了普遍情況。”　他的劍橋同事丹尼斯·羅伯森把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稱為“深陷衰退的理論”，庫爾特·辛格也不敢斷定“《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事實上不是專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極為特殊的時期，即政治急劇變遷、社會心態隨之產生動盪，凱恩斯事實上也並不只針對並不可能發生的現象”。6

凱恩斯對這些批評做了有效的反駁，他說由古典經濟學建構的世界恰恰並不是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關於“正常”和“非正常”的辯論，關於某個時代是否需要特殊要求的爭執，仍然是經濟學理論爭論的焦點，它使經濟學喪失了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務的能力。

在我為凱恩斯撰寫的傳記中，我把他描繪成一個“與眾不同的經濟學家”，我想再進一步展開一下。深入他的內心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學家。當然，他可以“研究”經濟學，不遺餘力地貢獻他的智慧。他戴上經濟學家的面具是為了贏得威信，就像他穿上禮服戴上禮帽出入這個城市的正式場合一樣。他並不相信經濟學家們所信奉的一套思想體系，這套體系現在依然存在；他並不對既定的世俗觀念盲目地頂禮膜拜，他是一個自己學著如何遊戲的異教徒。如果生活在歷史的更早期，他可能會被迫放棄他的信仰，或被活活燒死。他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和當時的社會自由使他能敢於追求自己的信仰，只有一個內心充滿自信和睿智，對祖國和人類充滿激情關懷的人才會立志改寫西方的學術傳統，這就是凱恩斯矢志不渝要完成的事業，我們不得不驚歎他用努力換取的最後成就。他讓他同時代的人徹底著了迷，在他離世的30年時間裡，他的思想餘暉和道德光芒還久久縈繞在凡間。但那些繼承了他的學說的技匠們卻發現凱恩斯的思想和他們這門學科的主題格格不入，他們試圖把凱恩斯的思想統一歸併到這門學科中，但卻困難重重，力不從心，最後搞得不倫不類；下一代經濟學家們則徹底放棄了凱恩斯主義，正統經濟學在較量中取勝，經濟學的殿堂雖有所震動，但還是搖晃著沒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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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凱恩斯（1）

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很多是從他自己商業生活的體驗中提煉出來的；他首先是一個投機者也是一個投資者，然後才是一個政府工作人員。除了他在20世紀20年代參與過一個市場共享計劃，解決蘭開夏郡紡織業的過剩產能問題以外，他對商業是“造物”而不是“賺錢”的瞭解很少，這在今天以金融為主宰的世界顯然是資質不足。“對投機本能的深刻理解造就了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他的朋友和金融家尼古拉斯·達文波特如是說。7凱恩斯在投資上的成功給了他足夠的威信使他能夠大膽地提出經濟問題。講究實效的人對能夠賺錢的經濟理論家不會吝嗇尊敬，今天索羅斯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備受矚目，也是因為他們的上億身價。凱恩斯遭遇了經濟危機爆發程度最深的時期，他的貨幣理論從醞釀到最後形成《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總是不斷受到當時金融界各種事件的啟發。他最後供職的地方是英格蘭銀行，任董事。

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遇到英國“信貸緊縮”的經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那年他31歲，被英國財政部從劍橋大學詔令過去應對銀行業出現的危機。簡略地講，當時零售銀行發現自己手持大量壞賬，不是因為他們不負責任地隨意放貸，而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所有交戰國都設立了外匯管制，使得購買英國物資和證券股票的買家無法將資金匯給金融中介機構，而金融中介機構恰恰又是從零售銀行那裡獲得融資促成交易的。倫敦的承兌所（相當於商業銀行）無法向貼現所（相當於批發銀行）償還它們的借款，貼現所又不能向零售銀行償還它們預支的款項。銀行曾經認為流動的資產突然無法正常流動，銀行首先終止貸款業務，緊接著幾天以後，銀行甚至拒絕儲蓄客戶提款。政府關閉了倫敦證券交易所，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