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大師必須具備少有的一組天賦……他在某種程度上既是數學家、歷史學家，又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一定理解符號的意義，但又能用樸實的語言表述。他一定是在普遍的條件下思考特殊性，同樣，抽象思維和具象思維兼而顧之。他在反觀歷史的基礎上，研究當下，為未來提供方向。人類本性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皆在他的研究視野之內，同時他必須保持明確的目標和公正的姿態，時而像一個超脫而清貧的藝術家，時而像一個識時務的政治家。2

這番描述和馬歇爾相去甚遠，卻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驚人的相似。

他對萬事萬物充滿著好奇心，研究任何一個專題時都會編織一套奇思妙想的理論。他把17世紀的科學家牛頓稱做“最後一位魔術師”，3而不是第一個理性主義者。在他中年過後，他時常抱怨說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家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意思是他們無法從更廣博的文化知識中汲取營養，詮釋經濟事實。

他才智超群，伯特蘭·羅素是同時代最智慧的哲學家，他寫道：“凱恩斯是我所見之輩中學識最高、思路最清晰的一位。每次我和他辯論，我感覺我就像在冒生命之危險，即使透過氣來也常常感覺自己像個十足的傻瓜。”　藝術史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也認為，凱恩斯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他的聰明才智：“他從來都沒有熄滅過他的‘車前燈’。”

他思想善變，總是很快改變他的觀點。他在思考時喜歡天馬行空，正因為如此，他的朋友奧斯瓦爾德·福克說：“儘管有些浮誇，但他卻能比其他人更迅速地感受和捕捉到事態的進展。”

凱恩斯是所有經濟學家中最具敏銳直覺的一位，他對特殊情景下的態勢有著非凡的洞察力。他具有和弗洛伊德不相上下的科學想象力，“這樣的科學想象力蘊涵著豐富的創意、驚人的可能性和切入實際的假設，它們在直覺和普通的經驗中都可以找到堅實的基礎。”他同意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深刻的經濟學直覺”的說法，他引用德·摩根對牛頓的評價：“他如此沉醉於他的推測，儘管他知道有很多猜想是無法找到證明的方法的。”凱恩斯對那些無法證明的推測也確信無疑。4

凱恩斯對馬爾薩斯的評價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體驗林林總總的變化，不時用嚴肅思維的原則對這些體驗做出分析和解釋，馬爾薩斯具有非凡的能力將兩者在他身上合二為一。”　這個評價也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凱恩斯自己的經濟哲學。他在1938年告訴羅伊·哈羅德，經濟學是“用模型表述的科學思維，加上為現實世界挑選一個適當的模型，後者實在是門藝術……好的經濟學家鳳毛麟角，因為他必須能用‘警醒的觀察力’挑選最佳模型……很少有人具有這種天賦。”5凱恩斯對統計資料顯示的經濟事實高度重視，他常說他是在“搗鼓這些資料並琢磨這些資料的含義”時靈感突發的，在發現資料之間具有相關性時，他會和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欣喜若狂，但眾所周知他對用統計方法預測未來的經濟計量學持懷疑態度。他堅決認為好的統計學不是給迴歸係數提供資料，而是為經濟學家的分析提供直覺素材，他還堅信，資料資訊如果落到一個沒有經過哲學訓練的人手中，將變成危險而誤導的玩具。　。　想看書來

博學的天才（3）

凱恩斯是20世紀經濟學最偉大的推廣者。（也有人認為應該讓米爾頓·弗裡德曼與凱恩斯平分秋色。）在今天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只有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認真地致力於向大眾推廣經濟學思想。凱恩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所獲得的成功和他的個人風格是密切相關的，就像今天主流經濟學的失敗（請允許我這樣說）也是和它的風格密切相關。凱恩斯有著什麼樣的獨門秘籍？他生命中有很多時間是和文人墨客為伍，他飽讀弗吉尼亞·伍爾夫、裡頓·斯特拉奇的書和福斯特的著作，裡頓·斯特拉奇的諷刺風格理所當然地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博覽各種哲學書籍，很多意象的運用都來自宗教文化。他清晰、簡潔、用詞準確到位的行文風格，以及他用平實的語言傳遞深邃的思想的非凡能力，是他頭腦中智慧的內在爆發，他對英倫語言的精湛把握得爐火純青，更重要的是他總是滿腔熱情地用人們能夠明白的語言、用人們自己平日交流的語言、用能夠反映人們當時經歷的語言，將他的思想傳達給讀者。在公共語言的歷史中，凱恩斯和公眾的互動是最接近亞里士多德的《修辭三段論》概念，特別適合論述“不斷處於變化的事物”，然後從聽眾和觀眾的社會知識庫中建立前提。

凱恩斯善於歸納的習慣和他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