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同年8月在北京殺害著名記者林白水等。1927年鎮壓上海工人起義，後被北伐軍擊敗，逃往大連。“九一八”事變後拒絕作漢奸，應張學良電召入關，在濟南火車站被韓復榘派人刺殺。

後記（1）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裡，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裡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①，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藉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裡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鉅富“盛宮保”②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僱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③（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④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⑤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