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位莊稼漢雖然沒有讀過一天的經濟學理論，但已經懂得信用在商業行為中的重要性。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促使他們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努力。然而，一種新生事物的成長不會一帆風順，往往會遇到許多困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和推廣也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區已有10個月沒有下雨，400多萬人飲水告急，秋種無望。當時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書記萬里急農民之所急，從實際出發，認為集體無法種的土地與其放著，倒不如借給農民，讓個人去想辦法。正是這一舉措直接誘發了農民大包乾的浪潮。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和肥西縣山南區等首先搞起了“包產到戶”。與此同時，四川一部分地區也搞起了“分組作業、定產定工、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那時，中央和地方對於“包產到戶”的認識還很不一致。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檔案。檔案中雖然肯定了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管理方式，但在幾處作出了“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1979年3月15日，中央某報發表甘肅一個機關幹部的來信，批評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等做法，認為這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搞農業機械化也是不利的。這家中央報刊的編者按也提出要堅決糾正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這給各地包產到組、特別是包產到戶的帶頭人造成很大的壓力。針對這種批評，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表示支援農民的試驗，並指示省農委給這家中央報紙寫信，回答那位讀者來信提出的問題。3月30日，這家報紙發表了安徽省農委的題為《正確看待聯絡產量的責任制》的讀者來信，並增加了《發揚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因地制宜實行計酬辦法》的編者按。這個編者按雖然承認了3月15日的來信和編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但仍然堅持“不準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在此前後，農業部組織了多個調查組到全國各地實地調查，同時又召開了各級理論討論會。

窮則思變（2）

1979年12月1日，萬里在講話中明確肯定了“包產到戶”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責任制。他說：“包產到戶不同於分田單幹。如果說分田單幹意味著集體經濟瓦解、退到農民個體所有和個體經營的狀況，那麼包產到戶並不存在這個問題，它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頁）正當包產到戶責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時候，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給予了堅決支援。1980年4月，黨中央召開經濟發展長期規劃會，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甘肅、內蒙、雲南、貴州等省區的一些農村生產落後，經濟困難，應當實行“包產到戶”。5月，鄧小平又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來說，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316頁）他對包產到戶和大包乾的肯定，對於聯產承包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起了極為重要的推進作用。

到1981年，中央對包產到戶也作出了明確的肯定。同年10月，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透過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高度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發展，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多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到組，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制。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這就明確地肯定了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生產責任制性質，從而使它的推行具有了合法性。

1983年可以說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落實的一年，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拓展的一年。1983年年底，以家庭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推行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0％以上。

農業生產力大幅提高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