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拒絕借給她5鎊的要求。寫信的人說他有妻室兒女之累，不能隨意將錢借給別人。他勸範妮應該回倫敦設法找個職業。菲利普給艾伯特·普賴斯發了一份電報，不久，回電如下：

“不勝悲痛。商務纏身，難以脫身，非去不可嗎？普賴斯。”

菲利普又發了一份簡短而肯定的回電。第二天早晨，一位陌生人出現在他畫室。

“我叫普賴斯。”菲利普開門時。他說道。

他是個普通的人，穿一身黑衣服，圓頂禮帽上扎著絲帶。他那副粗笨的神態有點像範妮。他蓄著短鬍子，說話帶著倫敦腔。菲利普請他進來，然後把出事的詳情和自己料理後事的情況告訴他，他不時斜著眼打量畫室。

“我不必去看遺體了，是嗎？”艾伯特·普賴斯問，“我的神經跟脆弱，稍微一點刺激都受不了。”

他漸漸無拘無束地聊開了。他是個橡膠商，家裡有妻子和3個孩子。範妮原是個家庭教師，他不明白為什麼她不繼續當家庭教師卻跑到巴黎來。

“我和老伴都告訴她，巴黎可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而且搞畫畫這一行賺不了錢——歷來如此。”

不難看出，他和妹妹的關係不好。他對她自尋短見很不滿，認為這是對他的最後傷害。他不同意她是由於貧窮而被迫自殺的看法，那樣似乎是在給他們家庭抹黑。他認為她的舉動可能另有更像樣的理由。

“我想，她不會跟男人有什麼糾葛吧，會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巴黎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她可能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才去尋短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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