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離開去北京，這些對我的成長記憶是個很重要的過程。

王樽：費里尼的《我記得，想當年》就是他早年生活的記憶碎片。侯孝賢的很多電影也可當他的傳記看，《童年往事》的主人公小名就叫阿孝，拍得特別真切感人，許鞍華說她看過十遍。觀眾總會有意無意地揣摩一部電影裡有多少導演的影子。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我們倆》中都隱含著濃郁的人情缺憾，兩部影片都有著深刻的孤獨感，還有對缺失情感的渴望，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與你個人的情感經歷有關？

馬儷文：和自己沒多大直接的關係，但喜歡那些意味深長的、憂傷的東西，對這些感受非常敏感，拍電影時體會並不深，寫東西時就很有感觸。

王樽：好像很小的時候你就生活在單親家庭？

馬儷文：九歲，爸離開了我們。我和媽、弟一起生活。我媽在她風華正茂的時候就一人拉扯著兩個孩子，一直是一個人，沒有再結婚。

王樽：後來，尤其當生活很艱難時，你是不是怨恨父親？

馬儷文：小，不懂怨恨，也不回顧。

不過，有一次，在中戲上學時我去麥當勞吃快餐，吃到一半時，看見對面有個十###歲的小姑娘，對面坐著一個男人，是她爸爸，她爸爸給她抱著書包，不吃，就在那欣賞地看著女兒。女兒喋喋不休地說，她爸爸在那津津有味地聽，我一直看著他們，吃完後仍坐在那看。這些在我的記憶中是空白的，關切、疼愛、欣賞女兒、一個父親的目光。小時候，到小朋友家去聚會，大家都在那跑啊鬧啊玩啊，我忽然發現廚房裡兩個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就跑到廚房去看，她父母在做飯，那個父親戴個圍裙，高大的個子，熟練地翻炒冒著熱氣的菜餚，母親在旁邊打下手，一個溫暖的家庭氛圍，這些細節會讓我覺得有所觸動。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6）

王樽：覺得遺憾多嗎？

馬儷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別人是別人，我是我，我就是這樣的，不能因為自己沒有就遺憾。

王樽：後來又見過你父親嗎？

馬儷文：2006年3月他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在部落格上寫了記述那些天和他在一起的文字，名字叫《賜福》。

王樽：沒有父親的生活應該很艱難吧？

馬儷文：在七十年代，每個家庭物質生活都很貧乏，但一個家裡有個男人分擔就會好一些，我們家當時住平房，下雨就漏，要買油氈紙補上，為了省錢，我媽就找同事寫個條子，可以到油氈紙廠去買個出廠價，我和媽、弟，浩浩蕩蕩去了哈爾濱遠郊的地方。

油氈紙廠廠長很大方地說你們隨便拿，不要錢，能拿多少拿多少。可一卷油氈紙就有雙人沙發那麼長，巨沉，我們三個人只能拿一卷，天又熱，還要倒幾次車，我弟弟還小，幫不上忙，實在是太沉了，一路上只能滾著走。

王樽：現在回頭看，那些年的貧困生活是不是也錘鍊了你倔強的個性？

馬儷文：也許有關吧。記得我們家的鄰居是4號，那家的大爺胖得要命，他在肉聯廠上班，過年過節經常看見大爺從單位近水樓臺先得月地把整隻的、好大一個豬頭用腳踏車後座馱回來。當時買肉可是要用肉票的，經常是排隊都不見得買得上。偶然看見大爺還扛回來半扇子豬什麼的，所以他們家過大年時，人多，親戚也多，吃喝玩樂的在我們一棟房算是最有氣勢的，他們家人吃完飯，就個個打著飽嗝站在衚衕裡透氣。身後個個房裡點著燈，門口、前院、後院裡都是鋥明瓦亮的。

我媽就不讓我們點那麼多的燈，度數一大都不行，你前腳開，媽後腳關，好像我開燈的目的就是為了驗證媽在不在似的，那時候，我家真的老是昏暗昏暗的。

4號家黑瘦的大娘是賣冰棒的，一根根冰棒裝在暖瓶裡，開啟蓋，就會冒出一股煙，很迷人。大娘家有兩個女兒，大姐有些傻，我們叫她傻大姐，二姐很能幹，說話聲音也好聽，大娘家還有三個兒子，老大也沒看他幹什麼，不過我路過健康路十字路口處看見他老坐在冰棒車旁的凳子上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老二參軍了，很久後才回來，老小於生是我的小學同學，人很好，性格也不錯。

我七歲，媽還把我和弟送到大娘家看一段時間，每月給他們點錢，管一頓午飯。

我和弟開始跟著去到健康路陪大娘賣冰棒，覺得很新鮮。

天呀！這麼冷的天竟然有人買冰棒吃？這就是我對哈爾濱人的最初印象。

但是太冷了，堅持不到中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