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些攜帶槍支的傢伙是一種罪惡的快感，類似情節的影片在電影節上極為罕見。電影節的影片統籌人員在沒完沒了地探討型別片是否也可以是藝術片時，《落水狗》漂亮地統一了這種兩難。它完全是一部型別片，但同時又不是。它的寫法本身就是為了適應低成本拍攝方式，情節的剪裁也跟預算相適應。《落水狗》是一種貧困美學的學習範例。一部關於打劫的影片卻沒有打劫的場面，僅僅保留了事件的前因與後果。《落水狗》完全是反故事的，全片主要由對話構成，沒有多少場景變化。影片的創意很傳統，但是拍法卻不然，時間的切換也很奇特。它把文質彬彬和聳人聽聞的談吐頑皮地結合起來——黑幫分子像研究生一樣爭論著有關大眾文化的精湛見解——這種結合引發出一種由暴力邪惡產生的極大快感。塔倫蒂諾的電影猶如在狂野邊緣遊走，他所依賴的真正源泉就是政治的不正確。影片中充斥著種種白種男性的大男子主義——新樣百出的淫猥內容，像黑鬼、搞屁股這些禁忌的詞彙，濫殺無辜的快感，戲劇化的場景安排（也是為了搞笑），帶有施虐色彩、形式怪異、獨具一格的暴力殺戮以及寬恕這種社會價值的明顯缺失，還有他對遊手好閒的主人公們漫不經心的放縱態度，所有這些綜合起來對又他們構成某種尖銳的指控。他們與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調情，似乎對每一個聖丹斯所執著的東西都給了一記耳光。塔倫蒂諾有一次譏諷白人自由主義者為“地球上最敏感的人種”。沒有比在他們流血的心臟上扔一團鼻涕更讓他開心的了。《落水狗》對一切都進行了對等的衝犯。

現在想來很容易把《落水狗》引發的喧囂斥之為不過是保守的林·切尼（Lynne　Cheney，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夫人——中文版編者注）們和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美國著名保守派領袖、前里根政府部長——中文版編者注）們的叫囂——那畢竟是在1992年，喬治·布什還在榨取利用著海灣戰爭勝利帶來的巨大快感。而且，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一年前已經在喬納森·德梅（Jonathan　Demme）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咀嚼、吞嚥過人臉。但那是一部大製片廠電影，而《落水狗》是獨立製片電影，而且這裡是聖丹斯，獨立精神的庇護所。聖丹斯向來視暴力為可惡的好萊塢電影的特殊營養來源，所以塔倫蒂諾的影片在得到各界一片喝彩聲的同時又遭到憤恨的指責毫不奇怪。據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主管、負責這部影片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Richard　Gladstein）回憶：“把影片送去後，我還沒有意識到——真夠愚昧無知的——聖丹斯是不會放映這種類影片的。跟那些觀眾看這樣一部影片真有些觸目驚心。你聽到的完全是一片憤怒之聲。”除了艾滋病患者、老人以及悲觀厭世者，在聖丹斯放映的影片中很少有人死去，而在《落水狗》中，不僅有人死去，而且死得很緩慢、很痛苦、很血腥，並且還有意識活動。那個被塔倫蒂諾編排得非常單調的臭名昭著的切耳朵的鏡頭引發了一片抗議浪潮，相形之下，針對新酷兒電影的憤怒顯得淡化了許多，尤其當塔倫蒂諾面對獨立電影精神的堅決捍衛者的不滿之聲拒絕讓步的時候。他們有時在放映中途站起來指責《落水狗》缺乏社會責任感。然而，塔倫蒂諾繼續刺激他的批評者們。《落水狗》在埃及劇院舉行了最後一場放映，也是規模最大的一場，塔倫蒂諾後來稱之為“費·唐娜薇（Faye　Dunaway）專場”，因為她就在觀眾席裡。放映期間，一個男子站起來問道：“你怎麼把影片中的暴力全部合法化了呢？”導演回答說：“我對你不瞭解，不過我喜歡暴力電影，我認為真正讓人厭惡的倒是麥錢特�艾弗裡的那些破玩意兒。”如今他會說：“暴力是你在電影中可以處理的最了不起的東西。愛迪生髮明攝像機就是為了記錄暴力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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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事業1990—1992（18）

塔倫蒂諾成長於1970年代，當時1960年代的影響依然很大。“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這兩場沉重的打擊基本上摧毀了美國人對國家的信念，”他說，“我從小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態度，你聽到的一切都是謊言。總統就像一隻猴子，我記得我的父母常說：‘去他媽的政治，去他媽的蠢豬們。’”但是他的影片中沒有多少明顯的政治色彩。他的反叛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那是一個壞孩子的美學觀，不僅吸取了馬丁·斯科塞斯的街頭電影、布萊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