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爾瑪的驚悚風格，還吸取了電視連續劇和伴隨他成長的功夫片的營養，一切受人尊敬的主流文化他都非常憎惡。他也許喜歡戈達爾（特呂弗太甜膩了），但香港才是他的巴黎，成本低廉的功夫片就是他的新浪潮。他是獨立電影界的霍華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對此他感到很自豪。

吉爾莫一直顧慮《落水狗》裡的暴力因素。那一年的電影節在最後一波政治正確的發作中拒絕了尼克·戈麥茲的《引力定律》，比利·鮑勃·桑頓和湯姆·埃珀森合作的《錯誤行動》同樣遭到冷遇，因為這些影片跟《落水狗》一樣同屬充斥著殺戮情節的型別片。聖丹斯的官方態度很清楚：“電影節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去影院看了幾部影片，我幾乎一連24小時吃不下飯，因為這些影片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暴力。”雷德福說，“太多的影片用暴力來吸引市場。那時我就常說：‘我們要再主動一點，去尋找那些更加邊緣、更多實驗色彩、更具冒險精神、決不因襲任何陳腐模式的影片。’”塔倫蒂諾對此完全不能理解。他說：“他們不能容忍出現兩部槍戰片？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有六部男同性戀影片。他們早該更名為聖丹斯男女同性戀電影節了。”

雖然塔倫蒂諾竭力掩飾著對同性戀的恐懼，《落水狗》跟1992年放映的同性戀電影的相似處遠遠超過了他所承認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落水狗》是這些影片的異性戀版本，標誌著獨立電影方向發生了震撼性改變，它們在迅速朝更加型別化的方向轉變，即使其中有一種侵犯性和嘲諷性的後現代味道。隨著《毒藥》獲得成功，1992年，新酷兒電影幾乎從一開始就達到了最巔峰。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絕對不是因為塔倫蒂諾竊取了它的雷聲。《落水狗》和《毒藥》一樣絕不妥協，而它無需肩負酷兒的包袱。

在塔倫蒂諾對待“那些麥錢特�艾弗裡的破玩意兒”、“藝術電影”的虛無態度中，潛藏著影響《落水狗》的關鍵因素。《落水狗》是一部反藝術的藝術片，一部內行藝術和外行藝術的精明結合物。如果新浪潮把好萊塢電影的B級片法國化了，塔倫蒂諾則把那些法國雜種又一次美國化了，事實上對他們進行了再改造，用這種方式把法國電影中的老練和感性的特質帶進美國土生的獨立電影中。但是，正因為如此，他同時也切斷了1990年代的美國獨立電影與他們一直籠罩在其陰影中的歐洲前輩藝術電影的血脈聯絡。先是索德伯格，現在又出現了塔倫蒂諾：美國獨立電影在走向成熟。

在聖丹斯向1980年代時砰然關閉的型別片開啟大門的過程中，《落水狗》的出現象徵著曾遭受壓抑的暴力電影的迴歸和復仇。由於接受了塔倫蒂諾的影片，等於吉爾莫默許電影節可以容納各種型別的獨立劇情片，這樣也更接近公園城大門以外的野蠻人（可以理解為美國人）的口味，也更接近這場運動最害怕的潛在的商業方向。《落水狗》與聖丹斯格格不入：陰鬱、頹廢、反叛。塔倫蒂諾跟哈維·溫斯坦一樣是反雷德福的，而這也許就是一部影片的力量所在，最終屈服的是聖丹斯，而不是塔倫蒂諾。

由於揹負太沉重，《落水狗》在頒獎時刻被忽略也許並不奇怪，聖丹斯的政治色彩依然很重，不僅體現在對待型別片和暴力的頑固立場上，而且正如塔倫蒂諾所注意到的，也體現在吉爾莫對電影節目安排的取捨上，讓多樣性勝過了質量。而且，只要這些獎繼續青睞那些“需要”推動的影片，如這位導演後來所說的那些與自己的影片相對的影片，那麼它就不可能獲獎。這位人微言輕的導演很生氣。“這是當時我最憎恨聖丹斯的一件事。”塔倫蒂諾說，“他們是最糟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不是大家都對我說我會獲個什麼獎，情況還不至於那麼糟。那傷害了我的感情，我很沮喪，都快瘋了。等電影節閉幕後，我的怒氣才消了一些。‘你們這些混蛋！’”塔倫蒂諾出名後，電影節前排程負責人凱西·舒爾曼說：“我們幹什麼都想拉他進來，想讓他參加評委會。我們還想讓他以名人的身份去電影工作室講課，他從不接受我們的邀請。他的心被傷透了。”

冒險事業1990—1992（19）

那次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頒給了洛克威爾那部漂亮好看的《水深火熱》。洛克威爾自然欣喜若狂：“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一生。”他說，“突然，CAA把一份蛋糕送到我住的賓館門口，居然還是熱的。我跟他們簽了約，4個月後意識到他們對獨立電影並沒有興趣後，就離開了他們。”

洛克威爾、塔倫蒂諾和同時出局的安德斯隨後自稱為“92屆”（Class　of’92）。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