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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是我中專時的同學，屬於遞簽證申請比較早的那一撥裡面之一。家裡沒砸鍋更沒賣鐵，父親蹬三輪，媽媽是掃大街的環衛工人，為了孩子的將來只好借外債送她出去。在烤肉館裡和碩果僅存的幾個同學聚了一下，再見她時就在去北京的火車外面了。月臺上，她和父母親哭得一塌糊塗，但我仍能看出她內心中難掩的喜悅，但流眼淚這一儀式是萬萬不能少的，總不能光榮的成為留學生卻背個不重親情的惡名吧？

送她到火車站的人群中除了各種各樣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以外，還有我和另外兩個同學。臨上火車前，她和我們做最後的道別，最最後和我鄭重地說：“愛爾蘭見吧。”雖然她哭腫的眼晴里布滿紅血絲，卻依然熠熠放光，我感覺她彷彿看著迎面的不是我，而是在愛爾蘭的美好留學生活。用“身未動，心已遠。”形容最恰當不過。

聽到她說愛爾蘭見，我茫然的回應：“愛爾蘭見。”語氣中儘量充滿堅定，可效果差強人意，因為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在愛爾蘭見得上。不敢想“拒籤”二字，殘酷得無法讓人承受。我突然間想搶走她的護照和簽證，把將要出國的人變成自己。隨即並沒因這個想法而產生罪惡感，反倒覺得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這事兒不能成。

她走後，我望著漸漸加速的火車，想羅莎在路上會做些什麼，想些什麼，大概是在做那些到北京轉國際航班的心理準備吧。再看這火車，已經跑得不知道有多遠，只留下一個點狀的屁股在我視線裡，不知道將來這輛火車是否也能把我送到北京，再坐上去愛爾蘭的飛機，心裡悵然若失，有種被人遺落身後的感覺。

這天下午，陽光依舊懶洋洋的隔著窗射進避風塘，讓裡面的懶人更懶。不是週末，人也不少，卻也不多。

我把同學羅莎簽證下來的訊息公佈出來，隨即有人問道：“什麼時候遞的申請？”

“四月份吧。”我說。

那人掐指一算，“七個多月。你看飛世多能騙人。”

我知道其實這不是飛世的原因，大使館負責簽證又不是飛世，中介公司只負責拉線接洽的活兒，和媒婆乾的事差不多。簽證下不來，中介公司也急，急著收不到錢。但在這個時候，我們沒辦法聯絡大使館查自己簽證的進展，只能歸罪於中介。

幾個人鬧鬧哄哄的發了一通牢騷，大爽再次提議，“去飛世鬧，一鬧他們就怕，肯定優先簽證。”他拿出動遷戶對待開發公司那一套，唉，生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長在九十年代動遷拆房，“鬧”也算家庭和社會對我們的傑出教育成果之一了。

我雖然找不出之間的連帶關係，卻又沒更高階的想法提出來，只好盲目的隨大流，高舉造反的旗幟大喊口號。

幾人說鬧就要動身，嘉佳個頭小，長得全是心眼兒，忙說：“走了再回來還要交十五元。”她說到錢的量詞從不用口語化的“塊”，盡是書面用語“元”。

領頭的大爽一聽，覺得有理，幾個人又紛紛把家當放下，脹著氣憋著勁想把十五塊錢吃喝夠本再去飛世鬧。整個一下午大家少言寡語，正是暴風雨前的寂靜，飛世要倒黴了。

時鐘的指標好不容易磨蹭到五點整，七個人惡狼一般，迫不及待的衝出避風塘，殺氣騰騰的奔向飛世公司。　。　想看書來

１４、在中介公司造反（下）

這次連跑帶走，五六分鐘的光景就都上了電梯。東北的企業上班早，下班卻不早，通常是早八晚五，此時正是下班高峰。飛世的員工已經飛走一大半，只剩幾個腿腳慢的倒黴蛋。見到一個，不認識，又見一個，不熟悉。鬧也要找搭得上邊的人才鬧得起來，不熟識的人反而鬧不起來，弄不好到最後客客氣氣的被人給張名片送客出門。再見到一個，好！這個大家都認識，是張鶴。

我一見是她，心裡“咯噔”一聲。馬上想到之前她建議我喝綠豆湯除痱子，人家好心幫助過我，現在卻來發難於她，這不是恩將仇報嗎？又想到之前跟她說家裡沒錢的酸相，人又矮了大半截兒。何況她還有不願提錢的清純品質，我都不知道該怎樣和她鬧。再看她的眼睛，粉紅粉紅的像兩粒剛成熟的桃子，大概剛剛哭過，多可憐，怎麼能忍心這樣傷害她？

原來走在隊伍中間的我，稍向後撤了幾步，漸漸躲在後面，表情木然的望過去，像在大街上看與己無關的交通事故一般。

大爽領銜主鬧，嗚哩哇啦狂噴一通，大致意思是說飛世關於簽證的承諾像放屁一樣，別的話也不可信，像老子定義兒子為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