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嶽霖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鑑，上面絕對不會有灰塵。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因為在當時看來，gentleman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襪。

金嶽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系暫時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有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鄭昕、沈有鼎。在緊張授課之餘，學者們也相互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意見；金嶽霖有畏光症，經常戴著一幅眼鏡；鄭昕則喜歡喝酒；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汪曾祺回憶金嶽霖：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菸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

金嶽霖的學生、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回憶老師：“他隨便得很，教授沒有像他那麼隨便的，他有時候在講壇上走來走去，這個不說了，有時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對著大家，在那裡講課。他還有個特點，他不寫字，很少在黑板上寫字，也帶支粉筆，不過沒什麼用。”

徐志摩當年曾描寫過金嶽霖與一位名叫麗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時的妙相”：“老金他簇著一頭亂髮，板著一張五天不洗的醜臉，穿著比俄國叫花子更襤褸的洋裝，蹩著一雙腳；麗琳小姐更好了，頭髮比他的矗得還高，腦子比他的更黑，穿著一件大得不可開交的古貨杏花黃緞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爺的，拖著一雙破爛得像爛香蕉皮的皮鞋……雖則那時還在清早，但他們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過北京城裡官僚治下的勢利狗子們的憤怒和注意。黃的白的黑的乃至於雜色的一群狗哄起來結成一大隊跟在他們背後直嗥，意思是說叫花子我們也見過，卻沒見過你們那不中不西的破樣子，我們為維持人道尊嚴與街道治安起見，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對你們表示我們極端的鄙視與厭惡！在這群狗的背後，跟著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學家盡走，狗盡叫，孩子們盡拍手！”

【書呆】

金嶽霖對學習的興趣相當濃厚，經常晚上睡覺做夢時還在背書，其投入程度令許多成年人由衷讚歎。一次，他在夢中背一篇古文，姐姐發覺後，偷偷拿了書在一旁邊聽邊對，發現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後來這件事在家裡傳為美談。

金嶽霖先生常常專注於學問，有時弄到連自己的姓名也忘記的地步。據冰心先生講，有一次金嶽霖告訴她一件事，說一次出門訪友，到人家門口按了門鈴，朋友家女僕出來開門，問金嶽霖“貴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貴姓”，怎麼也想不出來。沒有辦法，他對女僕說，你等一下，我去問問我的司機。驚得那位女僕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告訴冰心這件事時，金嶽霖還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嶽霖某日打電話給陶孟和，陶的服務員問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來，於是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因為他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他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於王喜（金嶽霖的洋車車伕）。王喜也說“我不知道”！金嶽霖說：“你沒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後來金嶽霖先生將這事作笑話告訴朋友。朋友告訴他一件更玄的事：說是文人潘梓年在重慶時，在一個簽名的場合，一下子恍惚起來，記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邊有人說他姓潘，可光一個姓還不足以連帶出名字來。潘梓年又大聲問：“阿里個潘呀？”意思是說潘什麼呀，還是記不起來。金嶽霖先生聽見此事，才有些釋然。晚年寫回憶文章時，前面記自己“忘我”，後面記比自己忘得更嚴重的潘梓年。

20世紀30年代，金嶽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閣樓的一個犄角里冥思苦想，遨遊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戰事之秋的西南聯合大學，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書。金嶽霖有個習慣：利用每週不上課的三天時間，全心全意做學問雷打不動，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