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不見。這種情況下難免忘記了日本人的炸彈。當時金嶽霖住在昆華師範學校的學生宿舍樓裡，1938年9月28日，日本飛機突襲雲南，金嶽霖在書齋裡對空襲警報竟是充耳未聞。還好金老運氣好，幾枚炸彈在金老那幢樓的前後左右開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樓居然沒事！當他被驚醒從樓裡跑出來，發現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則是一副茫然狀。

金嶽霖愛喝牛奶，冬天訂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麼多，就經常邀請鄰居來喝，一再懇求：“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一位鄰居得知情由後，對他說訂牛奶可以隨時增減，冬天多訂，夏天少訂。他又大為讚賞：“你真聰明！”

在清華教書的一段時間，金嶽霖與陳岱孫先生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託陳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嶽霖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並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向陳岱孫寫了一張討手紙的條子：“伏以臺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裡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現在代理校事了，就該為我解決問題，雖然是區區一張手紙。

金嶽霖怕光。一般情況下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會戴著遮陽帽，並且儘可能壓低帽簷，而頭只能微仰著。他眼睛的鏡片則像黑白無常一樣兩種顏色。這種標誌式的造型使人覺得有點怪，對此金嶽霖自己對學生打趣說：“我年輕的時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我這個眼睛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結果來一個汽車，我看到七八個，然後我就不知道該躲哪一個了，可能七八個哪一個都不是真的。”

解放後，周源培讓金嶽霖去做北大哲學系的主任。金嶽霖說他不幹，還說艾思奇擺在那裡，不去找他，反而來找自己。周培源說：“要你做，你就做。”金嶽霖就來到北大任哲學系主任。不久之後有人當面大罵金嶽霖，這要在解放前，一定會有一個人離開。金嶽霖對於這件事的回憶是：“在新社會怎麼辦呢？不知道。結果他不走，我也不辭。事業辦不了，更談不上辦好辦壞。”

1955年，金嶽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金嶽霖回憶：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只比我大13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作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有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為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13歲，但是，在你1歲的時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28了，正是寫文章的時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還得了，那我已經成為明朝的人了。”這道理確很簡單。

一次，哲學所的領導去看望他，並請他提要求。誰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說：“我要錢。”然後掰著指頭說，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給錢。領導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費，不免有點尷尬；倒是金老還沒搞明白，仍舊傻乎乎地說：“還是錢那個東西。”

【寬和】

金嶽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嶽霖說要買來看，當時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

吳宓先生也是金嶽霖的好朋友。吳先生也是個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詩發表在報紙上，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大家讓金嶽霖去勸吳宓，他便對吳宓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吳宓不禁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老一下也感覺自己話不大對，但是不知道怎麼解釋，就站著聽吳先生罵了半天。

抗日戰爭之前，金嶽霖與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後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