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等癥結，他希望用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來為建立世界和平提供根本依據。林希望溝通中西文化的想法引起了左派文人的譏諷，延安《解放日報》等報刊紛紛發文批判，林語堂認為左派文人相輕、完全不講理。

郭沫若說林語堂“東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點洋涇浜的外國文，便拾一些皮毛來，在那裡東騙騙西騙騙”。又說林“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連《易經》也讀不懂。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不見得好”。林反駁說：“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你郭沫若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至於《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區別就是這一點。”

林語堂不止一次在媒體上發表對佛教的評論，常引發衛道人士不滿。他在一篇文章《論色即是空》中，把吃迷幻藥和佛家“色即是空”的頓悟境界關連在一起。又有一次，林語堂公開表示，在紅樓夢中他唯獨不愛懷春的妙玉，說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此言一出，引發爭議。

1968年10月，林語堂在中央日報發表《尼姑思凡英譯》，將戲曲《尼姑思凡》譯成英文。此次，林語堂再次觸怒臺灣的佛教界與衛道人士，佛教團體不斷致函林表示抗議，質疑《尼姑思凡》含有黃色毒素，以中英對照宣揚廣播，是在詆譭佛教，有害社會人心，要求林語堂為妄言道歉。

風波不了了之後，林語堂還是不改利筆，說“在臺灣寫文章真不容易”，又說：“無意傷及思凡的尼姑，看見一群和尚起來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

【愛國】

西安事變發生後，林語堂撰文向美國人說明“張”和“蔣”兩個讀音的差別，講述張學良和蔣介石二人政治主張的差別，他說，張軟禁蔣的目的是為了逼蔣抗日，按中國人的智慧，西安事變的結果是喜劇，而不是悲劇，張最後不僅會放了蔣，而且會陪著蔣去南京。最後事件的結果果然如林所說。

1937年8月，林語堂在《時代週刊》發表《日本徵服不了中國》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來日本逐步侵略中國的過程，預言“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1940年5月，林語堂偕夫人與女兒由美返國，在重慶北碚購置了一幢四室一廳的五間居室作為住家。他再次出國時，毅然將該住房捐獻給正處在困難中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的兒子舒乙回憶，抗戰期間，老舍一家就借住在林的這所房子內，而今這裡已經掛上了“老舍舊居”的牌子。

為了響應愛國行動，林語堂將著作所得二萬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銀元法幣存在中國銀行，但抗戰後遭遇通貨膨脹、幣值狂貶，這筆錢形同廢紙。

抗戰期間，林語堂利用自己在美國的影響力，積極宣傳抗日，許多美國民眾發起抵制日貨行動，史密斯大學的女學生髮起不穿日本絲襪運動，羅切斯特書院的數百名女生在禮堂前排隊將自己的絲襪扔進垃圾桶，男生們則宣稱，不與穿絲襪的女生跳舞。

林語堂經常撰文宣傳抗日，指出日本的困境，並指責美國兩面手法，不願援助中國，反而賣廢鐵、汽油等物資給日本，間接協助危害中國。幾十年後，林語堂憶及抗戰時的情形，仍動情地說：“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

林語堂曾問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中，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何說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林十分憤怒，他說史迪威粗暴而傲慢，就像個獨裁暴君，“他來不是幫助中國，他是破壞中美的團結”。

林語堂甚至開始為當年他嘲諷過的國民政府宣傳，他在美國的電臺上說：“現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擼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賽珍珠的丈夫就警告他不能再說這樣的話。

林語堂還積極爭取美國中立者的支援，他對許多美國人事不關己的態度十分憤怒，1943年，他發表《啼笑皆非》一文，對英美官方對華的所作所為進行清算，嘲笑他們所謂“中立”態度的愚蠢，他說：“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

對美國的批評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援，也導致了美國人對林語堂的反感。1944年，他的親國民政府的政論集《枕戈待旦》銷路不佳。甚至有人傳聞他拿了何應欽兩萬美元，才如此賣力為國民黨宣傳。賽珍珠當面問林是否有此事，林回答自己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