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種表示，僅僅是一己人格的證明：“我們此刻的反抗只能限於言語文字，如沒有效驗，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倘若有實力，我想也可以用，——不過這豈不是痴人說夢麼？在現在的社會里，一個人如不是把‘人氣’減少以至於無，就不會得到什麼實力或高位，即使是關於教育文化的事情。我只是就理論上說，不妨用強力反抗。唉，我終於變為托爾斯泰的叛徒了。”490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2）

周作人的論戰之作，大多承襲他五四時期平白顯豁的文風，然而亦有近乎《前門遇馬隊記》、《碰傷》一路“彆扭的寫法”或“愉快的文章”。他曾說五卅之後所作《吃烈士》是“不能正說，只好像是開玩笑似的，可見這事的重大了”491，批判章士釗和陳源時，所寫文章也常常反語迭現，舉重若輕。“我寫這種文章，大概系受一時的刺激，像寫詩一樣，一口氣做成的，至於思想有些特別受英國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啟示”，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經將斯氏的《育嬰芻議》492和《〈婢僕須知〉抄》493譯為中文發表。關於前者他說：“有時又忽然愛好深刻痛切之作，彷彿想把指甲盡力的掐進肉裡去，感到苦的痛快。”周氏自己所作《讓我吃主義》、《失題》、《閒話的閒話之閒話》、《恕府衛》、《恕陳源》、《“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晶報書〉書後》等，多少亦可當得此語。

周作人的寬容觀本有“因時制宜”之意，一旦情形變化，自然此消彼長。他曾說“我希望能夠改過，但是此刻似乎還難做到”；“還難做到”漸至不成問題，“希望改過”隨即抬頭了。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在《我最》494一文中說：“我所頂看不入眼而頂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第一種人滿腦子都是‘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原語系疑古玄同所造，今用無卯總長呈執政文中語代之，較為雅潔而意義恰合），又復和以巫醫的野蠻思想，提了神秘的風化這二字咒語，行種種的罪惡，固然可憎極了，第二種人表面都是紳士，但是他們的行為是——說誑，反覆，卑劣……尤其是沒有人氣，因為他是野蠻之更墮落的了。在最近的女師大事件裡，我們居然得見許多這樣的人物，這個恰好投吾所好，有了說話的資料，不免寫了幾篇文章，——但是正經事卻也誤了不少。”當下宣佈“我不再來反對那些假道學偽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而這工作是：“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其中“文明的野蠻”與“假道學、偽君子”不無關係，但在他還是有進與退的區別。談及“語絲的文體”時，周作人又提出：“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隻須看前回的大蟲事件便可明瞭，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495此時章士釗及其所倚靠的臨時執政府總執政段祺瑞“下野之兆已見”，周作人遂表示：“‘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日樹到胡猻散，更從那裡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胡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與身分。”496其中多有反語，不能十分當真；但總歸是不同既往的姿態。不過他很快發覺判斷有誤，特作《大蟲不死》497予以訂正：“自從章士釗忽然不見之後，有些有紳士氣的亂黨忽然掛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所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老虎何嘗死呢”，“章士釗決不是孤生獨立的，他是中國惡劣舊勢力的代表，他的背後有成千上萬的壞人挨擠著，推著，他一個人偶然倒了，他背後的那些‘卯部’，多數的無名之老虎是不會倒的，所以他這個大蟲是一個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蟲。”——此文尚且寫在魯迅因林語堂追隨周作人宣揚“費厄潑賴”而作《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之前498。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3）

周作人將自己此種表現，歸結為“在我們的心頭住著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499他說：“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鬼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