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下來，到了四月內閣改組，由章行嚴出長教育，於是局勢改變，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79五月初周作人寫《論章教長之舉措》480，還只是說：“秋桐先生大約不至於想取締思想。倘若想取締，那可以說是乖謬，倘若更想取締文章，那麼這真是乖謬至於滑稽了。”待到楊蔭榆倚仗章士釗支援，開除學生自治會劉和珍、許廣平、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名幹部學籍，周作人便於五月二十一日參加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召集的校務維持討論會，並明確表示：“我個人的意思是希望楊先生能夠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責辭職。”481五月二十七日，又與同為女師大教員的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等聯名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指出：“公論尚在人心，曲直早經顯見，偏私謬戾之舉，究非空言曲說所能掩飾也。”這被陳源攻擊為“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挑剔風潮”482。——此前周作人還“與東吉祥諸君子謬託知己的有些來往”；“結果終於翻臉，以至破口大罵”483。遂在六月一日《京報副刊》發表《京兆人》予以反駁：“造這種先發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實在可憐極了，但佢不知道也正因此更引起人家的反感，有些像我們這樣的‘狂簡小子’，向來不願多嘴的人反而說起話來。”同期刊出魯迅的《並非閒話》，態度正相一致。周氏兄弟著力譴責章士釗等的倒行逆施，以後又與為之張目的陳源展開論戰，其間多所配合，且因共同參與維持女師大校務之事難免見面，但這並未使他們的私人關係得以恢復。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1）

周作人之介入女師大風潮，雖是順應時勢，卻非隨波逐流。他曾在《與友人論章楊書》484中表白：“老實說，我的這些言論並不是全由於對學生的同情，乃是出於對章楊的反感；並不是代表籍系的公意，乃只發表我個人的私見：我知道自己也是一個書生，（要感謝或詛咒歷代士流的傳統！）正如章君在報蔡先生書中所自述，‘慣為大言，好預事故’，這正是我的壞脾氣，所以在一年裡總要白花好些時間作無謂的文章，講那些不值一講的事情和人物。我希望能夠改過，但是此刻似乎還難做到。……我現在對於學問藝術沒有什麼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對於思想的專制與性道德的殘酷加以反抗，明知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國之亡，亦不過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以後又補充說：“我的意見是根據我個人的氣質加上外來的影響而合成，特別以藹理斯與阿那多耳法蘭西的影響為多，我對於思想的專制與性道德的殘酷之反抗即從我的這種意見發生，我的反對章士釗——及其甲寅運動亦即是這種反抗之一種表現。”485“我意思是說，‘我自己雖沒有興致踢球，但為保障踢球的人的緣故而被罵或打，我是願意的。’我自信現在的反對‘大蟲運動’實在也就是這種表現之一。”486可見仍是其一貫堅持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立場使然。周作人曾說：“然而寬容絕不是忍受。不濫用權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487現在所取即後一層意思，反對章、楊，正是“不忍受”的表現。在一篇不滿於胡適面對此種形勢“終於未見動靜”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此義：“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則不可。”且更直截了當地說：“寬容寬容，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寬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歟？”488其實這並未超出周作人所謂“寬容”的範疇；反倒應該說，不如此則其寬容觀不能得到完整體現。而在周作人，還不止是寫文章而已。“我還有一次以學生家長的資格，出席於當時###所召開的家長會，——我其實並無女兒在女師大唸書，只因有人介紹一個名叫張靜淑的學生，叫我做保證人，這隻須蓋一個圖章，本是‘不費之惠’，不過有起事情來，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證人是要代家長負責的，這是尋常不會有的事情，但是我卻是適逢其會的碰著了。……那一天的日記只簡單的記著：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赴###家長會議，無結果而散。這會議是不可能有結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閣議已經透過###解散女師大，改辦女子大學的決議，這裡招集家長前來，無非是叫約束學生，服從命令的意思。當時到場二十餘人，大都沒有表示，我便站起來略述反對之意，隨有兩三個人發言反對，在主人地位的部長章士釗看見這個形勢，便匆匆離席而去，這便是那天無結果的詳情。”489周作人雖對此種反抗的結果無所期待，卻不認為反抗本身沒有意義——哪怕它僅僅